1948年，蒋介石急调卫立煌救火，他刚到沈阳就开启了“乌龟战法“。
卫立煌到沈阳后只过了一个星期，东北战场就给了他一个很直接的信号：1948年1月29日，沈阳通往锦州方向的北宁铁路被切断。铁路一断，沈阳和关内之间最重要的陆路联系出了问题。对一个需要大量粮食、弹药和燃料维持的重兵集团来说，这比丢掉几个外围据点更麻烦。
其实在这之前，蒋介石已经换过东北主将。1月17日，卫立煌被任命主持东北军务，1月22日飞抵沈阳接替陈诚。此时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正在展开，新立屯、辽阳、鞍山、法库等地陆续告急，蒋介石希望沈阳主力赶紧出去救，卫立煌却把部队按在了城里。
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乌龟战法”：主力尽可能靠拢沈阳，不被外围战事牵着走，能守的地方守，不能守的外围据点也不轻易派重兵解围。卫立煌的算盘并不复杂，他担心东北野战军真正等的不是守军，而是从沈阳开出去的援军。
问题在于，当时沈阳能够真正拉出去打野战的部队，没有纸面数字看起来那么充裕。相关研究提到，卫立煌判断沈阳大约只能抽出7个师，其中不少部队缺额严重，部分美械师弹药储备也不足。这样的兵力离开工事，在辽阔地区长距离机动，风险自然更大。
所以卫立煌到任后做出的选择，实际上贯穿了整个1948年：尽量保存沈阳主力，不接受零敲碎打式的出援。外围据点一个接一个变化，他仍没有轻易改变思路。到3月15日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国民党军已经被分割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区域，彼此之间难以正常呼应。
蒋介石当然不愿意这样一直守下去。北宁路是东北通往关内的重要陆路通道，铁路被切后，沈阳越来越依靠空运，运输能力根本无法和铁路相比。2月22日，蒋介石要求打通北宁路，并考虑把主力逐步向锦州方向收缩，卫立煌没有照办。
两个人真正的分歧也从这里越来越清楚。蒋介石看到的是“再守就要被关死”，卫立煌看到的却是“主力一出去，很可能先被吃掉”。卫立煌并非完全不要恢复交通，他倾向于先让关内部队加强锦州，再由沈阳部队向西接应，两边同时动作，而不是单独让沈阳主力沿铁路向辽西硬冲。
这种分歧拖了几个月。沈阳城里的兵力虽然还在，但整个东北战场的主动权已经越来越不在国民党军手中。卫立煌守得越紧，主力损失越少，可外围的活动空间也越来越小。到了1948年秋天，这种矛盾终于集中到了锦州。
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线，把锦州作为关键目标。蒋介石很快意识到，一旦锦州失守，沈阳方向大批部队想从陆路撤入关内就更困难。10月2日，他亲自到沈阳部署援锦，决定从沈阳抽调11个师和3个骑兵旅，由廖耀湘指挥组成西进兵团。
这恰恰碰到了卫立煌最不愿看到的局面。过去大半年，他一直避免把沈阳主力投入远距离野战，如今却必须把其中相当一部分拉向辽西。廖耀湘的部队装备和战斗力在国民党军中并不算弱，可部队一旦离开沈阳，面对的就不再是固定城防，而是随时变化的运动战。
更大的麻烦是，东西两路援军并没有形成理想中的配合。锦西、葫芦岛方向的东进兵团被阻在塔山一线，廖耀湘率领的西进兵团也在彰武、新立屯地区迟疑。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开始总攻锦州，15日锦州战役结束，国民党军东北陆上退路的形势随之急剧恶化。
到了这个时候，卫立煌的态度反而更加明确：西进兵团不要再往锦州方向冒险，尽快缩回沈阳。廖耀湘一度考虑南下营口，从海路退出东北；蒋介石却仍希望重新夺回锦州。三个方向、三种考虑搅在一起，宝贵的机动时间就在争论和反复调整中不断消耗。
东北野战军没有给对手慢慢商量的机会。10月下旬，主力迅速北上，黑山、大虎山一带成为新的战场。廖耀湘兵团向南受阻后又改变行动方向，部队在频繁调整中出现混乱。10月26日起，东北野战军完成围攻部署，到28日，西进兵团基本被歼，廖耀湘被俘。
这一结果也解释了卫立煌为什么从年初开始就死守沈阳。他一直担心的，就是大兵团离开坚固据点后，在运动中遭到分割。可是战争并不会因为守住主力就自动出现转机。锦州失守、西进兵团覆灭以后，沈阳即便还有部队，也已经失去了继续支撑整个东北战局的条件。
10月30日，卫立煌离开沈阳。11月1日，东北野战军向沈阳发起总攻，次日沈阳解放，持续52天的辽沈战役于11月2日结束。11月10日，蒋介石又下令将卫立煌撤职查办，东北战场这场持续数月的指挥分歧也随之画上句号。
回过头看，“乌龟战法”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不是一个“守”字，而是1948年东北国民党军已经陷入两难：守在城里，可以暂时保存兵力，却会不断丢失交通和外围空间；冲出去，又容易进入东北野战军擅长的运动战和围歼战。卫立煌选择前一种办法，延缓了沈阳主力被消耗的速度，却无法改变整个战场力量和主动权已经发生变化的现实。
辽沈战役最后的结果，也不是一条命令或者一名将领能够单独解释的。卫立煌的“乌龟战法”保住了一时的兵力，却没能保住东北的整个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