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解放军军长奉命前往北京，他以为要升官了，行李都顾不得收拾，连夜乘车进京。岂料刚下车，几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就冲了上来，将他抓了起来。

1950年11月下旬，绥远一批军、师、旅级干部接到赴北京开会的通知。

第三十六军军长刘万春也在其中。火车抵京后，刘万春没有立即被押走。一行人住进华北军区招待所，第二天照常参加会议。会议由聂荣臻、薄一波主持。散会以后，傅作义、董其武、高克林又被留下，刘万春的名字这才单独出现在谈话中。

几个人面前摆出的，是刘万春在第三十六军的活动，以及他派人经香港同国民党方面恢复秘密联系的情况。

董其武听完后提出，事情如果属实，应当按纪律处理，只希望念及绥远起义，对刘万春保全性命。聂荣臻、薄一波随后同意这一请求。

安恩达后来回忆，当晚这些绥远将领还参加了一场文艺活动。
演出过程中，刘万春、张朴、鄂友三先后被叫出去，没有再回到座位上。刘万春的军长生涯，到这里停住了。

这个结果离他成为解放军军长，还不到一年。
1949年9月，董其武等人在绥远通电起义。刘万春原是傅作义系统中的高级军官，也参加了起义。此后原第一一一军接受改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刘万春继续担任军长。

这个“继续担任”，分量很重。
绥远和平解放后，几万名原国民党军官兵没有立即被拆散。原来的部队建制、军官职位、上下级关系，大量保留下来。傅作义、董其武要协助稳定部队，刘万春这样的高级军官仍握有实际指挥权。
1949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处理董其武部改编问题时已经作出安排：原军事指挥人员可以留任，各军、师同时建立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

于是，第三十六军里出现了一种过去没有过的关系。
刘万春仍是军长，军队却已经不再按旧式军队的办法运行。政治委员、政治部门进入部队，干部教育、组织工作、官兵关系都要重新调整。过去依附长官形成的人事网络还在，新制度已经一步步压进来。

这种调整很快碰到了阻力。
1950年春，绥远起义部队内部连续出现波动。5月，骑兵第四师二团团长毕宝熙发动叛乱，政治委员彭志超等政工人员被杀。随后召开的军师级军政干部会议，没有把责任全部压到起义军官身上。

会议总结同时提到旧军官抗拒改造、国民党方面的活动，也检讨部分政工人员工作简单急躁。
因此，刘万春并没有因为骑兵第四师出事就被撤职。第三十六军也继续保留，部队仍按原定办法整训。

几个月后，刘万春自己的问题逐渐集中起来。
9月23日形成的第三十六军工作报告，已经记录他与政治干部之间日益严重的矛盾。军内一些靠拢新制度的人员受到排斥，政治工作的推进不断受到牵制。

可刘万春手里的军长职务仍然没有被拿掉。
只要这些冲突还停留在部队内部，绥远方面仍在争取、整顿。到了另一条联系出现，事情的性质变了。

刘万春派人离开内地，经香港寻找国民党方面的关系。11月18日，华北军区向中央军委报告绥远起义部队情况时，专门写到了刘万春派人进行秘密联络的问题。

这时，他身上同时存在两种身份。
公开的一面，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军长，指挥着已经编入解放军序列的部队；另一面，他又通过秘密渠道同国民党方面发生联系。

第三十六军可以暂时保留旧军官，可以允许改造有一个过程，可以让刘万春继续坐在军长位置上，却不可能同时保留一条通往另一套政治、军事系统的秘密线路。

11月下旬，绥远高干会结束。傅作义通知董其武带军、师、旅级干部进京。刘万春也登上了那趟列车。
北京方面没有在火车站处理他。
他先住进招待所，又参加会议。聂荣臻、薄一波把傅作义和董其武留下来说明情况，也没有把刘万春的问题扩大到所有绥远起义军官身上。董其武仍然参加此后的部队整编，傅作义与这支部队的联系也没有被切断。

刘万春等人被扣以后，第三十六军、第三十七军和骑兵第四师没有遭到解散。几支部队随后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董其武继续担任司令员。

1950年12月，这支兵团开始离开绥远。到1951年1月，部队陆续进入河北整训。原来长期扎在绥远地方社会中的旧军队，被调离自己的驻地，人事、组织和指挥关系继续调整。

刘万春没有再回到第三十六军。
他曾经凭借绥远和平起义保住军长职位，原来的部队、军衔和指挥权也一度被完整保留下来。到北京以后，被留下来的只有那支继续接受整编的第三十六军。

列车很快又从北京向外开了。

军长换了，部队还在，原先那套依附旧长官运转的关系，却随着第二十三兵团离开绥远，一点点被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