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彭德怀率工作组进驻南京军事学院，结论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军委会议上，他重提红军时期旧事，刘伯承没有辩解，只平静地说：苏联顾问是中央定的，课程是军委画圈的。随即递上辞职信——右眼早失明，左眼仅剩零点二视力，“脑力、眼力、神经诸旧病反复纠缠”。
1957年的南京军事学院，表面上看是一所培养高级指挥员的学校，真正摆在桌面上的却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仗已经打了几十年，军队也有大量能征善战的干部，可怎样把这些经验整理成一套能教、能学、能反复训练的东西？
刘伯承这些年主要就在做这件事。
建国初期，解放军开始由战争状态转向正规化建设。过去带兵打仗，很多干部凭的是多年实战磨出来的判断力。可军队规模越来越大，兵种越来越多，仅靠师傅带徒弟显然不够。参谋业务、合同作战、后勤组织、炮兵运用，都需要更系统的学习。
问题随之而来：中国当时缺少完整的现代军事院校教材。
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苏联军队的制度和教材，是当时军队建设中的重要做法。南京军事学院也大量采用了苏联军事理论、条令和教学方式，还曾有苏联顾问参与教学工作。
刘伯承并不是不知道照搬会出毛病。
他自己打了几十年仗，很清楚中国山地多、道路条件复杂，部队装备和苏军也不一样。因而在学院教学中，他一直强调不能只背现成结论，研究外国战例时，要考虑中国的地形、部队条件和作战经验。
但学院越办越大，问题也越来越具体。
一些从部队来的高级干部已经四五十岁，过去天天在战场和机关里工作，现在突然坐进课堂，一天学几个小时理论，还要读教材、画图、参加考试，难免有人不适应。更重要的是，有些教学环节确实出现了重条文、重格式的问题。
有人认为，既然要学现代军事科学，就必须先把一整套体系学完整；也有人认为，这么学下去，很容易把自己的战争经验丢掉。
这场争论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1956年前后，学院内部和军队系统中已经有人反映，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存在过于机械的问题。相关意见传到军委后，对南京军事学院教学状况的关注明显增加。
到了1957年2月底，彭德怀率工作组来到南京。
当时刘伯承正在上海治病，没有在学院。工作组连续听取干部、教员和学员的情况反映，又检查教学安排。几天调查下来，工作组对学院的办学方式形成了比较严厉的判断。
随后形成的检查意见认为，学院过去几年的教学存在比较严重的教条主义问题，对联系中国军队实际重视不够。
这句话的分量很重。
因为刘伯承主持南京军事学院多年，教材怎么编、课程怎么设、干部怎么培养，都和他投入的大量精力分不开。现在学院的主要问题被概括为“教条主义”，实际上已经不仅是在评价几门课程，而是在重新审视过去数年的办学方法。
刘伯承人在上海，得到消息后没有要求学院与工作组争个高低，而是让主持工作的干部认真研究意见，能够改的地方就改。

但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
1957年军队院校体系继续调整，刘伯承原本还要承担新的高级军事教育工作。可就在这一时期，他的身体已经很难支撑长期伏案。
刘伯承右眼失明，时间可以追溯到1916年丰都战斗负伤，并不是1923年。那次眼部重伤后来成为伴随他一生的旧疾。到了晚年，他主要依靠左眼工作，而左眼视力也明显下降。
几十年来，他看地图、批教材、写文章、研究战例，对眼睛消耗极大。
1957年8月，刘伯承写信请求不再承担繁重的院校领导职务。他在信中谈到自己的实际状况：脑力、眼力、神经以及旧伤反复发作，已经很难长时间看书和动笔。
他还用了一个很生活化的比喻，大意是说，自己的身体像一辆长期使用、不断修补的旧汽车，再勉强开下去，很容易出问题。
这封信背后，其实有两层压力。
一层来自身体。一个六十多岁、单眼工作多年、旧伤不断发作的人，要主持全国最高层次的军事教育，日常工作量可想而知。
另一层，则来自越来越激烈的教学路线争论。
当时争论的关键，从来不只是“该不该学习苏联”。真正难的是：借来的东西怎样消化，哪些适合中国军队，哪些必须修改，实战经验又怎样进入课堂。
刘伯承一直希望解决的，恰恰是这个难题。
后来围绕军事学院的批评继续发展，到1958年，军内反教条主义进一步扩大。刘伯承以及一些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工作的干部受到严厉批评。很多原本属于教学方法和军事学术范围的问题，也被放到了更大的背景下讨论。
1957年更像是矛盾集中暴露的一年。学院接受检查，刘伯承因病请求减轻工作，军队也在重新考虑院校教育应该怎样联系实际。到了1958年，争论的性质和范围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刘伯承离开南京军事学院日常领导岗位后，并没有从军事研究中完全消失。他仍继续关心国防建设、军事理论和干部教育。对他来说，办军事学院并不是为了照着外国书本培养一批会考试的人，而是想让一支从长期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军队，真正建立自己的现代军事教育体系。
几十年以后再看，这段经历最值得琢磨的地方，也正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