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有多狠毒？他是中国近代全国性执政党最高领袖当中，唯一主动亲自多次下达指令，系统性爆破，轰炸本国城市和民生设施的人。

1949年11月28日，重庆一些工厂开始安装炸药。
解放军已经逼近，国民党方面此前设立“重庆破厂办事处”，把兵工厂、发电厂、军械仓库、广播电台、机场等列入破坏范围。

11月22日，毛人凤召集有关人员重新确定破坏目标，安排爆破人员、护卫部队和炸药运输。计划经蒋介石批准后进入执行。28日，各厂陆续装药。第二天，蒋介石在重庆近郊主持军事会议，撤退已进入倒计时。

这些设施每天供电、供水、维持生产；城市一旦易手，同样能够立即为接管者所用。撤退部队带不走电厂、水厂和机器，爆破便直接落到这些固定设施上。

重庆没有按计划全部炸掉。
中共川东地下组织发动护厂，一些工人和技术人员留在厂区，拆除引线、转移器材、阻止爆破。部分设施遭到破坏，许多兵工厂、电厂和水厂却保存下来。11月底解放军进入重庆时，机器、管线和厂房仍有相当一部分完整留在城里。

十一年前，蒋介石已经在另一场战争里批准过更大尺度的破坏。

1938年春夏，徐州战事结束后，日军继续向豫中推进，武汉方向承受巨大压力。国民政府一面组织正面作战，一面准备借黄河阻敌。6月，国民党军在河南花园口掘开大堤，洪水向豫东和皖北扩散。日军西进受到阻滞，原定路线被迫调整，黄河则从此改道多年。

河水也卷进大片村庄和耕地。灾区居民迁徙，农业、水利和交通长期受损，死亡又随着洪水、疾病和饥饿延续。6月11日，蒋介石下令对民众宣传黄河堤防是被日机炸毁。掘堤用于阻敌，受灾地区却还要承担随后数年的生产和生存压力。

同年10月底，焦土办法已经在国民党高层内部引起争论。蒋介石准备在《告国民书》中写入使敌军占领区“一无所用”的内容，征询汪精卫意见。汪精卫回电提到广州撤退时，除军事设备外，民居、商店也遭焚毁，民怨已经出现，建议把军事设施和民间财产区别处理。这个提醒没有阻止长沙进入焚城准备。

同年11月，长沙收到的命令直接指向整座城市。
武汉失守以后，蒋介石电令湖南方面，长沙若失陷，应将全市焚毁。张治中随即安排警备系统准备，选择执行人员，划定区域，配置放火器材。酆悌11月12日的日记记下了这套准备，也记下一个限制：必须等紧急警报和最后命令后才能行动。

几个小时后，这套程序被提前触发。

11月13日凌晨，日军尚未进入长沙，城内突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大批街区、商铺、机关和住宅被烧毁。酆悌、徐昆、文重孚三名直接责任人随后被处决，张治中被革职留任。

蒋介石当夜没有再发一份立即纵火的新命令，可此前的焚城部署已经把人员、火种和区域预先布置到城市内部。

11月20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并请转林森。
在这份处理长沙大火的电文中，他仍把重要城市中与军事有关建筑物的破坏列为作战需要，同时处分张治中及地方军警人员，把责任集中在提前行动、失职和失控上。原定的焦土准备没有被撤销，受到处理的是这场提前发生的大火及其执行人员。

此后国民政府加强长沙防务。长沙又连续成为会战中心，直到1944年才被日军攻占。1938年11月的那场火没有等到“长沙失陷”这个原定条件，城先烧了，日军当时还在城外。

1949年重庆面对的已经不是日军。到了上海，破坏又从撤退时的爆破变成了海空封锁和轰炸。
上海解放不到一个月，1949年6月22日，美国驻华使馆发回华盛顿的电报已经记下国民党政府的计划：准备以海空力量封锁上海，港口和城市设施可能遭到轰炸，电厂也在可能的目标之列。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轰炸上海电力公司等目标。美国方面收到的报告记载，上海电力公司约四分之一发电能力被毁，并有大量中国居民伤亡。两天后，美国政府就这次蓄意攻击美国财产提出正式抗议。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起初否认攻击出于故意，随后又以电厂向军事用途供电为理由进行辩解。

2月2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谈到上海电厂遭炸。他把轰炸效果同海军封锁联系在一起，同时记下人民遭受重大死伤。国史馆后来出版并开放了这一时期的《蒋中正日记》。

1938年6月，日军逼向武汉，花园口决堤；同年11月，武汉失守后，长沙进入焚城准备；1949年重庆撤退前，蒋介石批准破厂计划；上海失去地面控制后，电厂又进入轰炸范围。敌手和战场已经变化，河堤、街区、厂房、电站却一次次进入蒋介石批准、部署或认可的拒止行动。

这些行动也产生过军事效果。黄河洪水确实迟滞了日军，电厂被炸也会让城市生产突然陷入困难。2月6日空袭后，上海大面积停电，工厂生产受到冲击。
可这种效果没有持续多久。

上海组织工人紧急抢修。42小时后，受损电厂已有机组恢复发电；到2月15日，全市发电量恢复到原有水平的六成以上。
炸弹把电站打停了，留下来的工人又钻进机器之间，把它重新转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