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在儿子家楼下打了20通电话没人接，上楼推开门看到一幕…

年三十的风从楼道缝隙里钻进来，带着鞭炮碎屑的焦味。我站在儿子家楼下，手机举在耳边，嘟声响了二十遍，每一次都像石子丢进深井，无声无息地沉下去。我数着，一遍，两遍，三遍，数到二十遍的时候，手指被风吹得冰凉，攥着手机的那个关节僵得弯不动了。

上楼。电梯里的广告屏循环播着年货促销，红底金字，喜气洋洋的，我对着那张海报站了十层楼。电梯门开的时候，走廊里静悄悄的，隔壁门上贴着崭新的春联，儿子的门上什么也没有，连去年的旧联都撕干净了，只剩两条泛白的胶痕。

我有钥匙。儿媳给的，说“妈你随时来”，我用了三年了，每次来之前都打电话说一声。今天打了二十个，没人接。我把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三圈，咔嗒一下，门推开了。

客厅里没人。电视开着，央视春晚正在播开场歌舞，热闹得近乎刺耳。茶几上摆了一桌子菜——红烧鱼、狮子头、酱肘子、清炒芦笋、一盆汤。菜都凉了，汤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白油，像冬天的湖。筷子两副，整整齐齐地摆在骨碟上，酒盅里斟满白酒，一滴没动。沙发上的靠垫歪着，一个从东边倒向西边，一个掉在地毯上，像有人坐在这里等了很久，等得浑身都软了。

我往里走了几步。卧室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孩子的哭声，断断续续的，被电视声压得若隐若现。我推开门，看见儿子坐在床沿上，后背对着门口，肩膀一耸一耸的。他怀里抱着我孙子，三岁的小人儿，穿着红色的棉袄，脸上全是眼泪鼻涕，嘴咧成一个小小的洞，哭得声嘶力竭。床头柜上搁着一沓纸，白纸黑字，被儿子的手肘压住了半边。

“妈？”他听见动静猛地转过头来，眼眶通红，脸颊上还有没干的泪痕。他慌忙抬手去擦，袖子蹭过鼻尖，把鼻涕也擦花了。孙子看见我，挣扎着伸出手喊“奶奶”，嗓子哭哑了，像一只小鸭子。

“怎么了？”我走过去，把孙子接过来。小家伙搂住我的脖子，滚烫的脸颊贴在我凉凉的脖子上，像一块烧红的炭。我拍着他的背，一下一下，嘴里哼着小时候哄他爸的那首老调子。

儿子低头看着地上，不说话。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地上散落着几张照片，是儿媳的，从相框里抽出来的，玻璃碎了一片。照片上的儿媳笑着，嘴角弯弯的，跟我头一回见她时一模一样。

“走了，”儿子哑着嗓子说，“昨晚走的。带着行李，啥也没说，就留了张纸。”

他指了指床头柜。我抱着孙子走过去，腾出一只手翻开了那沓纸。是打印的，格式工整，像一份正式文件。抬头写着“离婚协议书”，后面跟着几行字，大意是孩子归男方，财产一人一半。落款处已经签了儿媳的名字，字迹娟秀，一笔一划都写得认真。

她的名字旁边有一滴干了的泪痕，晕开了墨水，把最后一个字的尾巴染成一朵小小的灰花。

我站在那里，一只手抱着孙子，一只手捏着那张纸，指节攥得发白。客厅里的春晚唱到了《难忘今宵》，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旋律，每年过年都要唱，唱了几十年了。可今年的今宵，大概真的很难忘了。

孙子在我怀里抽噎着慢慢安静了，小手抓着我的衣领，指甲掐进布料里。他睡着了，睫毛上还挂着泪珠，像两颗碎钻石。我把协议书折好放进自己的口袋里，然后腾出手来拉儿子。

“起来，”我说，“菜都凉了，我去热一热。”

他抬起头看我，眼睛里全是血丝，嘴唇干裂起皮。“妈，我不饿……”

“不饿也得吃，”我说，“这是年夜饭。你媳妇走了是她的事，你儿子还在，你妈还在，这年就得过。”

我把他从床沿上拉起来。他的手是凉的，凉得像那二十通没人接的电话。我攥着他，把手心的温度传过去一点。然后我走进厨房，开火，热油，把那一桌凉透了的菜一盘一盘回锅。油烟升起来，模糊了玻璃窗，模糊了外面那些零星的烟花炸开的光。

儿子从卧室走了出来。他抱着孩子，坐在餐桌旁，面前的酒盅换了一杯热的茶。孙子醒了，揉着眼睛说要喝奶奶炖的蛋羹。我在厨房里应了一声，从冰箱摸出两个鸡蛋，磕进碗里，打散，加水，上锅蒸。

蒸汽氤氲上来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年儿子三岁，大年三十他爸也没回家，我一个人抱着他在医院值班室的折叠床上睡了整晚。那时候他哭得跟现在他儿子一样响，我一遍一遍拍着他的背，说“不怕，妈在”。

现在我拍着他的儿子，说“不怕，奶奶在”。

蛋羹蒸好了，滑嫩的，浇上一点生抽和香油。我端出去，孙子用小勺子舀了一口，含在嘴里，眼睛亮了一下。儿子也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红烧鱼，放嘴里嚼了两下，然后低下头，肩膀又开始抖。

我坐到他旁边，拍了拍他的背，什么也没说。窗外的烟花忽然密集了起来，咻——啪——咻——啪——把整面窗户映成五彩斑斓的画。那些光映在餐桌上，映在凉了又热的菜上，映在儿子湿漉漉的睫毛上。

我没问他儿媳为什么走。有些事问了也改变不了结果，就像那二十通电话，打不通就是打不通。但我推开了门，门里面还有两个需要我的人。这世界上没有什么跨不过去的坎，如果有，那就先把眼前的年夜饭吃了。

吃完了，有力气了，再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