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宋庆龄在她的《追念毛主席》里写道：
“毛主席是我一生有幸遇见的，最明智的人！”
“毛主席清晰的思想与指引，带领国家不断赢得胜利！”
这是宋庆龄内心里最坦诚的表达，她对毛泽东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朴素直白的言语，是非常钦佩的。

1977年12月，宋庆龄案头留下了两份关于毛主席的文字。
一份是她亲笔写成的《追念毛主席》，只有二百余字。另一份是写给老友陈翰笙的信。那句“我有幸遇到过的最明智的人”，写在后者。她还写到毛主席“清晰的思想和教诲”，认为这些思想曾引导人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当时有关方面请宋庆龄写一篇纪念毛主席的文章。
她先给陈翰笙写信，谈自己的打算，准备写得很短，从自己认识的毛主席写起。

随后落笔的《追念毛主席》，没有铺开几十年的政治经历，纸上留下的，是她自己经历过的几次见面和谈话。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抵达重庆，同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
8月30日，他到宋庆龄寓所拜访。抗战最艰苦的年月里，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曾为边区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募集、输送急需的药品和物资。到了重庆，两人谈到的已经是战后的中国，毛主席向她阐述和平建国的主张。

9月8日，宋庆龄又在王安娜陪同下到桂园，参加毛主席、周恩来举行的茶会。

重庆谈判仍在继续，和平、民主和战后政治安排都没有落定。

宋庆龄支持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政治主张。
三十二年后，她重新写到这次重庆会面时，没有留下大段谈话，只写了八个字：“思想敏锐，识见远大”，后面又添上“令人钦佩”。

1956年8月14日至23日，宋庆龄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身份访问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结束一年多，中国同亚洲、非洲国家的交往正在展开。她会见苏加诺，同当地社会各界和华侨接触，并多次发表讲话。

回国以后，毛主席邀她聚餐。
二十一年后，宋庆龄仍把这次谈话写进《追念毛主席》，记下的内容是“睦邻反霸”。那次交谈还涉及独立自主、亚非国家团结以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同年10月，她又同毛主席、周恩来、陈毅、张闻天等人在中南海留下合影。

1961年5月11日，毛主席在上海期间到淮海中路宋庆龄寓所看望她。
两人在客厅的孙中山像前留下合影。十六年后，这次见面进入那篇短文时，也只有一句：“我在上海时毛主席亦曾访谈。”

写完这些见面，宋庆龄在手稿末尾称毛主席“目光远大”，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她同时写到朱总司令和周总理，称两人是伟大事业的得力助手。毛主席的领导作用、朱德和周恩来的作用，都留在这二百余字中。

到了1976年，这些已经延续几十年的交往接连面对死亡。
1月，周恩来去世。7月，朱德去世。9月，毛主席去世。9月18日，宋庆龄抱病参加毛主席追悼大会。此后几个月，她在私人通信中多次写到这些老友的离去。

11月，她给爱泼斯坦写信时，毛主席逝世造成的打击仍然沉重。1977年2月，她再次写到一年中几位所爱朋友相继离世。2月27日，她致汉斯·米勒之女米密，把健康恶化同一年内失去三位好友的打击写在一起。
3月，她在致友人的信中把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称作如同自己的兄弟。

到了年底，宋庆龄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好，她还是亲手写出了《追念毛主席》。她平日写文章多习惯先用英文写作，再译成中文，这篇短文却直接以中文落笔，成为她晚年为数不多的中文亲笔作品之一。

也是在这个时候，她在给陈翰笙的信中写下了比公开稿更直接的一句话，称毛主席是自己有幸遇见过的“最明智的人”。

可她没有在这里停笔。
紧接着，宋庆龄写下了自己的困惑：毛主席为什么没有更早同江青断绝关系，以阻止她继续制造麻烦。这句话和前面对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就在同一段文字中，相隔并不遥远。

这个疑问没有进入《追念毛主席》。
最终留在纪念稿里的，仍是重庆会见时的“思想敏锐，识见远大”，印尼归来后的“睦邻反霸”，上海寓所的会面，以及“伟大事业的引路人”这句评价。

稿子写成以后，并没有立即发表。有关方面一度要求宋庆龄重写。过了一段时间，又打电话给她的秘书，希望把这篇文章收入回忆文集。宋庆龄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这件事，还特意记下自己的惊讶。

1978年12月，毛主席诞辰85周年。《追念毛主席》经宋庆龄审阅后，由中国新闻社刊发，新华社又将文章译成英文发表。那时，距离1945年重庆那次会见已经三十三年，距离毛主席逝世也已经两年多。

那份曾被要求重写的二百余字中文手稿，终于正式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