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宁愿受宫刑也不肯死，不是因为怕死，而是因为有一件事没有完成。

公元前98年，司马迁在监狱里面对了一道选择题。

判决已下，李陵案牵连进来的人，要么交够赎金免于刑责，要么受腐刑，也就是宫刑，否则就按律处死。司马迁拿不出赎金，家底不厚，周围的人也没有谁站出来。

当时他在朝廷做的是太史令，管天文历法、档案记录，不是什么实权位置，结交的人脉到了这节骨眼上帮不上忙。

面前的路就剩两条，受刑，或者去死。

司马迁选了受刑，活下来了。

为什么。这件事他自己后来写清楚了，留在一封信里，写给朋友任安。

要理解这道选择题，得先把李陵这件事说清楚。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率五千步兵深入大漠追击匈奴。这支队伍孤军冒进，最终在浚稽山一带遭遇匈奴主力，被围困了将近十天，弓箭射尽，突围失败，李陵投降。

消息传回长安，朝堂上一片声讨。这不难理解，武将兵败投降，在汉代军事伦理里属于极重的罪。武帝本来对这件事寄予期待，结果这样，心情可想而知，附和者自然多。

司马迁偏在这时候开了口。

据《汉书》记载，司马迁在武帝面前为李陵辩护，说李陵平素对部下有恩义，此番以步兵对抗骑兵，深入绝境，浴血奋战，杀伤众多，并非不尽力，只是寡不敌众，援军又没到，才走到那一步。

这样的人，罪责或许有，但不能简单盖棺。

武帝听完，没有被说动，反而认为司马迁这是替李陵开脱，替投降行为找理由，同时有诋毁李广利（那次出征的主将，也是武帝宠妃的哥哥）的嫌疑。

于是以"诬上"之罪，把司马迁打进大牢，定案之后判了腐刑。

司马迁在狱中想得很清楚，这些后来写在给任安的信里，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报任安书》。

那封信写于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距离受刑已经过去将近五年。信里谈到了死，谈到了耻，也谈到了为什么选择活下来。

死并不难。司马迁在信里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这句话后世引用得太多，反而显得像名言警句了。

但他写这几个字的时候，是在解释自己当年为什么没有选死，语气里有辩白，也有冷静。

他在信里说，如果那时候去死，在世人眼里不过是一个罪臣受辱后不能忍受而死，没有人会当成什么大事，就像九牛一毛里的一根毛，和那些死于非命的普通人没什么区别，无人在意，无人记得。

活着，能做一件死了就没法做的事。

那件事，是他父亲交代给他的。

司马谈是司马迁的父亲，同样做太史令，做了一辈子。

他这一辈子都想做一件事，写一部通史，从上古到当代，把这几千年的史事整理清楚，做成一个完整的叙述。

他没有做完，临死前拉着司马迁的手，把这件事说了清楚。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里的记载，司马谈说周公之后五百年有孔子，孔子之后又五百年，这个使命应当由谁来继续，意思很明白，就是指向自己的儿子。

司马迁跪在父亲身边，低着头，说了一个字：唯。

这个字把一件事压到了司马迁身上。

父亲死后，司马迁接了太史令的职位，开始整理档案，收集材料，到各地访查遗址。李陵案之前，这项工作已经推进了若干年，框架有了，材料有了，写作实际上已经开始。

受刑之后，他回到官职，继续写。

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用了一连串古人的名字来回答活着的理由。

周文王被囚而演《周易》，仲尼困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而写《离骚》，左丘失明而有《国语》，孙子受膑脚之刑而修《兵法》。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在极端的压迫之下把一件事做完了。

司马迁把自己归入了这个序列。他没有在这封信里明说，但意思已经摆在那里：接受屈辱，把那部书写完，才是那些年里他能找到的唯一一个能让受刑变得可以承受的理由。

《史记》最终写成了。

一百三十篇，从上古的五帝纪一直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算是完成了父亲当年说的那件事。

《史记》完成之后，司马迁的下落，史书里记得不清楚。

他的生卒年，学界至今有争议，大多数学者依据各方史料推算，认为他大约活到了汉昭帝时代，但具体的死亡时间和方式，正史里没有明确记载。

《报任安书》里有一句话，是说《史记》写成之后，打算"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意思是先秘密保存，等待将来合适的人来传播。

这封信本身能流传下来，已经说明了一些事情。

司马迁在信里对活着这件事的解释，坦白说，写得并不轻松，有自嘲，有愤懑，有一种压着的东西没有完全说出来。

他提到忍辱活下来，说"肠一日而九回"，描述的是那种每天都在内心翻腾的状态，不是一个平静接受现实的人的语气。

受了宫刑的人，在汉代的社会环境里处境极为尴尬，这件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真正放下。

他选择活下来，把书写完。

参考资料：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版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版
韩兆琦：《史记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