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4日清晨，郑州银行大劫案的主犯之一张宏超在行刑前亲属会面时，给母亲重重地磕了几头，但对于即将一同上刑场的父亲张书海，没有一句话。
 
这份沉默，比哭喊更复杂。张书海是把他带进犯罪团伙的人，也是他从小崇拜的人，更是最后把他一起推向绝路的人。
 
张宏超出生在河南平顶山叶县夏李乡侯庄村。读书时，他成绩常年倒数，初中班里两百多名学生，他经常排在最后，后来靠关系才读完初中，又进入旧县乡高中。
 
可他并不是一个沉默怯弱的人。张宏超身材壮实，性格外向，在村里出了名的不好惹。高中毕业后，他自费进入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侦查系，还当上了学生会副主席。这个身份后来听起来格外讽刺，他学的是如何侦查案件，最后却把本事用在了躲避侦查上。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97年。
 
那时，张书海在郑州做生意赔了钱，又查出糖尿病和高血压，生活压力一下子压到头上。一天，他把大儿子叫到身边，说起一句话，人无外快不富，马无夜草不肥，接着直接问，咱们抢银行吧。
 
张宏超几乎没犹豫，回答了一个好字。
 
到了晚上，他却睡不着了。父亲是不是随口一说？第二天一早，他追问父亲，没想到张书海回答得很干脆，是真的，你不愿意干吗？
 
张宏超答应了。
 
为什么是张世镜？原因并不复杂。这个同学家里贫寒，日子过得紧，张宏超第一次见他时，掏钱请他吃了一碗盒饭。对张世镜来说，那碗饭不只是填肚子，也让他觉得张宏超见过世面、出手大方，慢慢产生了依赖和服从。
 
张宏超把他带到父亲面前，张书海先以做生意为名接触，连续说了两次，最后才把话题引到抢银行。张世镜想了一夜，还是答应入伙。
 
1997年11月19日下午5点，五个人在烧香、拜财神、喝酒之后，赶到郑州市淮河路电信局八分局。张小马穿警服，拿着仿真手枪守门，张书海持枪威胁工作人员，张宏超和张世镜翻进柜台，抢走37.6683万元营业款。
 
分赃时，张书海又动了手脚。他提前准备了20捆10元纸币，和同等数量的百元钞票调换，第二天对其他人说只抢了9万元。张小马和张世镜各拿到1.6万元，张玉萍被存下5万元，大部分钱则进了张书海父子手里。

张宏超后来在庭审中说，父亲说容易抢，他就觉得容易抢，那就抢。
 
1999年3月3日，父子俩再次抢劫郑州市交通路建设银行储蓄所，抢走5.5万余元。到了2000年12月9日下午4点半，目标换成了郑州银基商贸城广发银行营业厅。
 
这一次，张书海用自制炸弹炸开防弹玻璃，张世镜和乔红军翻入柜台，抢走208万元现金，张宏超拿着仿真枪在大厅里巡视。保安常玉杰上前阻拦，被张书海开枪击中头部，当场死亡。
 
从冲进去到逃走，整个过程只有4分36秒。几个人随后骑自行车离开，留下的却不再只是抢劫罪，还有一条已经无法挽回的人命。
 
真正关键的不是张宏超有没有短暂清醒，而是他为什么一次次在清醒之后仍然选择跟随。
 
在策划广发银行案前，张书海曾想把小儿子也拉进来，张宏超坚决反对。他说，这是要吃枪子的事，不能因为这个让张家绝后。
 
他知道危险，也知道父亲可能付出的代价。他甚至试图保护弟弟，可为什么没有保护自己？因为在他心里，父亲既是家里的主心骨，也是他不敢违背的人。
 
张宏超一直崇拜张书海。在他的印象里，父亲从农民起家，在郑州买下160平方米的房子，还有自己的店铺，像个无所不能的人。问题在于，这种崇拜没有带来真正的判断力，反而让他把父亲的胆量误认为本事，把违法带来的钱误认为出路。
 
2001年6月12日晚，警方排查到郑州绿城花园24号楼，发现张书海家三个房门都装着灵贵牌榉木球形门锁，而12·9案件现场留下的门锁包装盒，正好与之对应。警方提取指纹比对后，确认张书海就是一号嫌疑人。
 
6月13日凌晨，张书海的妻子王雨和妹妹张玉萍在转移枪支、弹药和赃款时被抓，张书海随后在平顶山落网。根据供述，张宏超、张世镜、乔红军等人也相继被捕。
 
有人把这类案件简单归结为贪财，可张宏超的经历说明，犯罪团伙的形成，有时也靠亲情、崇拜和熟人关系推动。那碗盒饭是一个细节，父亲的一句咱们抢银行吧是一个节点，弟弟没有被拉进来则是短暂的边界。
 
可边界一旦被自己跨过去，后来想回头，往往已经来不及了。
 
刑场上，张书海穿着灰色衬衫，被武警左右架持，仍显得强硬。有文章称，他临终前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儿子，但这句话真假难以确认。
 
能确认的是，张宏超最后还是和父亲、姑姑、同学一起走到了终点。张书海的嫂子得知两个孩子都成了犯罪嫌疑人时，愣了很久，只说了一句，害人呀，把娃们毁了。
 
这句话没有复杂分析，却把张宏超的一生说得很直白。他不是最初提出抢银行的人，却成了父亲最得力的帮手。他想保住弟弟，却没有离开父亲安排的路。到了最后，他或许才看清，那个带他走向所谓发财路的人，实际上把他带进了无法回头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