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记者忽略了第4种模式。日本记者中冈敬登在媒体撰文称，国家关系要“重归于好”，一般有3种模式：第1种是“政府更迭”，他举例说，2022年韩国保守派尹锡悦政府上台，主张对日和解政策的，日韩关系随后改善；第2种是“国际形势变化”，比如阿联酋和巴林与以色列邦交正常化是为了对付伊朗、沙特与伊朗外交正常化

一篇日本媒体文章，将中日关系未来改善的可能路径归纳为三种模式，却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如果历史经验并不完全符合这三种情况，还有没有其他因素会改变国家关系的走向？日本记者中冈敬登近日撰文分析国家关系“重新靠近”的规律。
他认为，过去一些长期紧张的双边关系，往往会因为特定条件变化而出现转折。中冈敬登提出，比较常见的情况主要有三类：国内政权变化、国际环境改变，以及突发事件带来的影响。
第一种情况，是一个国家内部政治方向发生变化。中冈敬登举出的例子是日韩关系，2022年韩国总统选举后，尹锡悦政府执政，在外交政策上推动改善与日本的关系。
随后，日韩在安全合作、外交交流等方面逐步恢复互动。这种模式说明，国家关系并不是完全由历史问题决定，不同政府对于外交议题的处理方式不同，也可能改变两国之间的相处方式。
但这种变化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两国国内都存在推动调整关系的政治空间。如果国内社会情绪、政治力量分歧较大，即使政府有改善意愿，也可能面临阻力。

第二种情况，是外部环境发生改变，让原本竞争甚至对立的国家重新计算利益。中冈敬登认为，这种模式可能与当前中日关系更加相关。
他提到，中东一些国家关系调整，就是国际环境变化影响外交选择的案例。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推进关系正常化，以及沙特和伊朗恢复外交接触，都与地区安全环境变化有关。
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过去的矛盾全部消失，而是因为新的现实压力出现，各方开始重新寻找合作方式。放在中日关系上，日本记者认为，美国因素可能成为一个重要变量。
近年来，中美关系经历竞争与调整。美国既希望维护自身战略利益，也需要避免大国竞争失控带来更大风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美国未来更重视稳定对华关系，可能会影响日本的外交选择。不过，中日关系并不是美国一个因素就能决定的。
日本自身的政治判断、地区安全环境、经济利益，以及两国之间长期积累的问题，都会影响未来方向。第三种情况，是突发事件改变国家之间的社会氛围。
中冈敬登提到，2023年土耳其发生严重地震后，土耳其和希腊之间长期存在的一些矛盾出现缓和迹象。这类事件的特点是，它并不是通过外交谈判直接解决矛盾，而是通过共同面对危机，让双方重新认识彼此。

但如果观察更长时间的国际历史，会发现国家关系变化还有一种更复杂的情况。那就是重大冲突之后，国际格局重新调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和日本从战争对手转变为合作伙伴，就是典型例子。当时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双方基于新的战略需求建立新的关系。
不过，这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冲突能够带来合作”。事实上，战争往往意味着巨大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和社会创伤。
很多国家在战争结束后选择合作，并不是因为战争本身具有积极作用，而是因为各方认识到长期对抗成本过高，需要建立新的秩序。因此，把战争看作一种“改善关系方式”，其实更应该理解为一种历史教训，而不是可选择的路径。
回到中日关系来看，两国关系的发展也经历过明显变化。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双方在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领域展开长期合作。
与此同时，两国之间也存在历史认识、安全问题以及地区利益方面的分歧。近几年，中日关系面临新的压力。
一方面，两国经济联系仍然十分紧密；另一方面，在安全和地区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也更加明显。2026年以来，日本国内围绕对华政策的讨论持续升温。

中国外交部门也多次表示，希望中日关系能够建立在遵守双方已有政治共识、妥善处理分歧的基础上。这也说明，中日关系未来是否改善，并不能简单套用某一种模式。
如果按照中冈敬登提出的三种情况来看，政府变化、国际环境调整、突发事件确实都可能影响外交走向。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双方是否愿意主动降低误判风险。
国家关系不是只有“敌对”和“友好”两个状态，很多时候，它处在竞争、合作、摩擦并存的复杂阶段。对于中日这样两个地理相邻、经济联系密切的国家来说，完全没有分歧并不现实，关键在于如何管理分歧。
我认为，中冈敬登提出的几种模式，为观察国际关系提供了一种角度，但不能把国家关系变化简单归结为几个固定公式。历史证明，真正推动关系长期改善的，往往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双方对自身利益和未来方向的重新判断。
中日之间存在现实竞争，也存在合作基础。未来关系能否缓和，关键不是等待某个外部因素突然出现，而是在面对分歧时是否保持沟通渠道，是否避免将短期矛盾扩大为长期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