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在我军中的威望是无人能及的，有人可以不听朱老总的话，但不能不听彭老总的话。 那么，彭老总的威望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有这几个方面。

1950年10月，朝鲜战局急转直下。
中国是否出兵、由谁统兵，已经不是一般的人事安排。美军越过三八线后继续北进，东北边境承受直接压力，中国准备组织志愿军入朝。彭德怀从西北被紧急召到北京，随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这一次任命很能说明彭德怀在军中的分量。
新中国刚成立一年，朝鲜战场面对的是拥有制空权、机械化和强大火力的美军，中国军队还没有这种规模的现代战争经验。

谁去，意味着谁要承担最坏结果。

中央最后把这副担子交给彭德怀，并不是因为1955年元帅名单上他后来排在第二位，而是此前二十多年里，他已经反复承担过同一种任务：局面越险，越需要一个能把散开的兵力迅速攥成拳头的人。

1947年的陕北就是一次。
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西北野战部队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处于劣势，中央机关又继续留在陕北。彭德怀接手西北战场后，没有拿有限兵力去和敌军正面拼消耗，而是利用山地、交通和敌军拉长的队形，连续组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作战。

三战之后，胡宗南虽然仍占着延安，却没有达到消灭中共中央机关和西北主力的目的。彭德怀的分量，不在一场仗打得多漂亮，而在兵少、地窄、任务又不能丢的情况下，他能把战略要求变成部队能执行的办法。

这种能力在抗战时期已经被反复使用。
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1940年朱德返回延安以后，彭德怀长期主持八路军前方总部。

华北战场和红军时期完全不同，三个师以及各根据地分散在大片敌后地区，日军不断进行“扫荡”、封锁和交通破袭。前方总部要协调的不只是打一场仗，还包括兵力调动、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和长期坚持。能在这种环境下主持总部工作，靠的已经不是一个军团长个人敢冲敢打，而是中央对其判断力和执行力的持续信任。

彭德怀的威望还有一层，来自他对军令和责任的态度。
他带兵严，要求部队行动坚决，自己也很少把承担风险这件事推给别人。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后，前线指挥关系并不顺畅。

海打战役原定合击没有形成，随后中央继续调整前敌指挥机构，彭德怀仍被放在统一作战的位置。山城堡战役打响时，各部终于在统一部署下完成协同。一次指挥受阻之后，没有被调离，反而继续得到授权，这比一场胜仗本身更能说明问题。

再往前看，1930年红一方面军成立时，彭德怀已经是副总司令，1931年进入中革军委领导层。他也打过不顺的仗，赣州久攻未克，广昌失守，都不是可以抹掉的经历。可失败没有切断他的指挥生涯。中央使用一个高级将领，看的是他在复杂局势里能不能继续承担责任，而不是给他编一份“常胜将军”的履历。

这种长期任用还带着一个很硬的条件：彭德怀要求别人吃苦时，自己并没有把生活和危险隔开。斯诺在陕北见到他时，留下过生活简朴、同部队条件接近的记录。战争年代，命令越严，指挥员与部队之间越需要一种实际的信任。士兵要长途行军、缺粮、夜战，军官要执行高风险任务，如果发号施令的人长期处在另一套生活里，威望很难只靠职位维持。彭德怀的严厉之所以能转成服从，很大一部分就在这里。

到了朝鲜，这三种东西同时摆到了台面上。

战场陌生，装备处于劣势，后勤线随时遭到空袭，志愿军又由不同部队迅速组成。彭德怀没有可供照搬的旧办法，只能把红军时期的大兵团机动、华北敌后作战的组织经验和西北战场以弱对强的处置方式重新组合。此后几次战役改变了朝鲜战争最初一路北推的局面，中国军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站稳了战线。

1952年，彭德怀从朝鲜回国后开始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此时离平江起义已经过去二十四年。从红三军团、西北野战军，到八路军前方总部、志愿军，交到他手里的部队越来越大，战场越来越复杂，失败的代价也越来越高。

彭德怀的军中威望，就是这样一点点压出来的。

能打硬仗只是起点，真正让这份威望站住脚的，是中央在危局中反复把指挥权交给他，部队又在一次次高风险行动中看见他怎样用兵、怎样担责、怎样约束自己。军衔可以一次授予，职位也可以一道命令任命；这种威望，却要用二十多年最难的仗，一场一场地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