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最初拟定11位元帅，会上却定下9 人，周总理一通打来的电话，保住了十大元帅的完整名单。
这场变化不是临时起意。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逐步走向正规化、制度化，实行军衔制已经提上日程。1955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正式公布，其中对元帅军衔的条件作了规定，既看军事职务，也看创建、领导武装力量和指挥重大战役的贡献。
真正的人选讨论，其实早在年初已经展开。1月14日、15日，中央军委举行研究军衔问题的座谈会。经过讨论，拟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共有11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从这个名单来看，陈毅最初进入元帅人选并没有什么悬念。他从红军时期一路走来，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长期领导新四军；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又先后担任山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重要领导职务。
尤其到了1949年前后，他担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与指挥渡江等重要战役。也就是说，如果单从多年军事经历、统率部队规模和战争贡献来看，陈毅完全属于1955年评定元帅军衔重点考虑的高级将领。
可评衔还有另外一个现实问题：1955年时，一个人现在到底还在不在军队担任实际职务？
陈毅当时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同时还兼有国防委员会、中央军委方面的职务，工作范围明显比战争年代更广。不过这里有一个容易写错的细节：1955年的陈毅还不是外交部长，他是在1958年2月以后才兼任外交部长。把这个时间提前三年，会直接影响对当时情况的理解。
邓小平面临的情况也比较特殊。他同样有长期军事工作经历，解放战争时期还曾担任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但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工作重点逐渐转向党和国家事务。评衔过程中，他对个人是否获得元帅军衔看得比较淡，也明确表示过自己已经不再直接带兵。
到了9月，名单进入最后审核阶段。9月3日前后，有关部门拟出的方案仍然是11位元帅。可在9月9日晚的一次讨论中，问题发生了变化。考虑到已经转入地方和政府工作的人员原则上可以不参加军衔评定，会议提出邓小平、陈毅两人可以不授元帅。
这样一减，人数便从11人变成了9人。
这个变化很值得注意。争议的核心其实不是陈毅有没有打过仗，也不是他的军事贡献够不够，而是评定高级军衔时，到底应该更看重1955年的现任岗位，还是更看重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军事贡献。
如果只看眼前职务，陈毅确实已经承担大量政府工作。但如果把时间往前推，他的军事生涯又很难简单用“已经离开军队工作”几个字概括。新四军、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这些经历，都是评定元帅军衔无法绕开的分量。
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的意见起了关键作用。
9月9日晚讨论时，周恩来因在外地没有参加会议。9月11日，他得知元帅方案已经变成9人后，从北戴河给北京的杨尚昆打来电话，明确提出陈毅应该授元帅军衔。
周恩来考虑得很具体。陈毅虽然承担着政府方面的工作，但过去长期担任高级军事领导职务，统率过重要战略方向上的部队，这样的历史功绩不能因为工作岗位发生变化就被忽略。至于授衔后是否天天穿军装，那是另一个问题，并不妨碍军衔本身对其军事贡献作出确认。
这通电话之后，9月11日晚又进行了研究。陈毅重新回到元帅人选当中，原来的9人方案由此调整为10人。邓小平则没有进入最后的授衔名单。至此，后来人们熟悉的十大元帅格局基本确定。
事情还没有立即结束，因为军衔授予需要经过正式程序。9月16日，10位元帅人选被正式提出；9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作出决定，授予朱德等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9月27日，授衔授勋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当天真正来到现场领取元帅军衔命令状的并不是十个人。刘伯承、林彪当时因身体原因在外休养，叶剑英正在大连组织军事演习，所以没有出席北京的典礼。这一点也说明，“十大元帅”指的是依法获授元帅军衔的十个人，并不是说典礼现场刚好站着十位元帅。
回过头看，这次名单变化最有意思的地方，并不在于人数从11变成9，又从9变成10，而在于当时如何理解“功绩”两个字。岗位是会变化的，一个战争年代带兵打仗的人，到了和平时期完全可能转向经济、外交、地方治理等工作，但过去承担过的军事责任不会因此消失。
我认为，这才是1955年这段往事真正耐人寻味的地方。一个国家建立军衔制度，不只是给将领排高低，更重要的是用一套制度，把过去几十年的责任、贡献和经历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周恩来从北戴河打来的那通电话，看似只是为陈毅是否授衔提出意见，实际上推动解决的是一个更具体的问题：评价一个人的一生，不能只看他此刻坐在哪个岗位上，也要看他曾经承担过什么、付出过什么。最终形成的十大元帅名单，也正是在多轮讨论和慎重权衡之后才正式确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