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结果出来后，5位开国上将、3位开国中将联名找到了罗荣桓，说：“谭友林的军衔低了，以他的资历和贡献，少将太低了！”谭友林的资历很深。早在1930年，14岁的谭友林就参加红军了。
1955年这次授衔，真正让人记住的，不只是谭友林肩上那副少将军衔，而是名单公布后，竟有8位已经授衔的高级将领同时替他说话。王震、萧克、李达、甘泗淇、贺炳炎5位上将，余秋里、王尚荣、杨秀山3位中将，联名向总政治部反映：谭友林的军衔偏低。
这8个人为什么会一起出面？他们大多长期在红二方面军系统工作，真正知道谭友林打过什么仗、带过什么部队。尤其贺炳炎、王尚荣等人与他在长征前后有过直接共事，对他的实际职务和能力十分清楚。
当年评定军衔，也并非简单按“打了多少仗”排序。按照有关规定，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中的服务经历以及对革命事业的贡献，都要综合考虑。从这些方面看，谭友林的履历显得格外特殊：年纪不大，参加革命却非常早，而且很早就进入主力部队的重要岗位。
谭友林1916年11月出生在湖北江陵，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4月，他已经担任红六师十七团政委，参加忠堡、板栗园等战斗。塔卧战斗中，他右臂中弹，简单包扎后仍继续指挥。那一年，他还不到20岁。
几个月后，情况又变了。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前整编部队，贺炳炎担任红二军团第五师师长，谭友林担任师政委。当时他只有19岁。一个19岁的年轻人能担任主力师政委，靠的显然不是年龄，而是多年实战积累。
同年12月，部队行至湖南绥宁瓦屋塘。第五师承担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战斗打得很急。贺炳炎在冲击中右臂重伤，谭友林一边安排救治，一边继续组织阻击。到1936年初，贺炳炎术后尚未恢复，第五师不少具体指挥任务又压到谭友林肩上。
这也说明谭友林并非只做政治工作。长征途中，部队要作战、转移、筹粮、补充兵员，遇到紧急情况还得临机处置。19岁的师政委在这种环境下承担实际责任，这也是后来老战友认为他授衔偏低的重要背景。
抗战时期，谭友林的职务继续上升。1940年7月，他任八路军第四纵队第六旅旅长；1941年整编后，又任新四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随后赴延安学习。也就是说，到全面抗战中后期，他已经有旅级主官经历，这一点在判断其资历时不能忽略。
抗战胜利后，他没有留在相对安稳的地方，而是去了东北。1947年，他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二师政委，后来这支部队改编为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第三十四师。辽沈战役期间，第三十四师承担阻击任务，1948年10月26日连续顶住对方十多个小时的进攻。
当时师长温玉成外出，谭友林承担了主要指挥责任。部队拖住廖耀湘兵团，为主力完成合围创造条件。战役结束后，这支部队又继续参加解放沈阳等作战。到1949年4月，谭友林已经担任第四野战军第三十九军副军长，随后挥师南下，并参加宜沙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战争并未真正离他远去。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三十九军是首批入朝部队之一，谭友林时任副军长。11月1日，第三十九军在云山向美军骑兵第一师等部发起进攻，取得志愿军与美军首次大规模交战的重要胜利。
把这些经历放在一起，再回头看1955年的争议，就容易理解8位将领为何会联名。谭友林红军时期当过主力师政委，抗战时期担任过旅长，解放战争后期已经是军级副职，又参加了抗美援朝。这样的履历，在开国少将中很突出。
罗荣桓后来找谭友林谈话，明确提到他的军衔授低了，并表示工作做得不够细致。谭友林却没有顺势要求调整。他想到的是那些比自己更早牺牲的战友，认为自己能够活下来，有家庭，又当了将军，已经没有什么不满足的。
军衔没有改变，可另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1955年，谭友林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抗美援朝期间，他获得朝鲜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88年又获得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开国少将中，集齐这5枚一级勋章、荣誉章的，只有谭友林一人。
授衔以后，他继续在军队工作，后来担任军委工程兵副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和政委、兰州军区政委等职。2006年5月22日，谭友林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从1930年参加红军算起，他与人民军队相伴七十多年。
这段往事耐人寻味的地方，不在“少将还是中将”四个字。8位老战友联名，是因为他们熟悉谭友林的经历，认为评价一个人不能漏掉他几十年真实承担过的责任；谭友林没有计较，则说明他把军衔看成对过去的一种确认，而不是衡量一生价值的唯一尺度。
从今天回看，谭友林留下的最有分量的东西，也不是一次授衔争议，而是那条很少中断的履历：14岁入红军，19岁任主力师政委，抗战时期任旅级主官，解放战争后期任军级副职，随后又跨过鸭绿江参战。军衔可以定在一个等级，经历却不会因此变薄，这也是这段历史多年后仍被反复提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