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代飞行员几乎全都是富二代，这一事实令人震撼。
不是几个，而是1700个。

他们之中有林徽因的弟弟林恒，有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幼子张锡祜，有兵工之父俞大维的儿子，有清末重臣沈葆桢的后代沈崇诲。
 
那个年代，能上大学的已是万分之一，而能学飞行的非富即贵。
他们本可以在洋房里喝咖啡、跳舞，或者去欧美深造，成为那个时代的精英阶层。

但他们选择了另一种生活：驾驶着性能落后的飞机，迎向日本侵略者的军舰。
 
故事的开端是一行刻在石碑上的字。
1932年，杭州笕桥中央航校的门口立起一块石碑，碑文不是校训，而是遗嘱：“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这不是口号，而是入学通知书。
那1700个年轻人走进校门的那一刻，其实已经将生命交给了国家，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为国牺牲的日子。
 
严海文，21岁的东北小伙，航校高材生，家境优渥。
1937年8月17日，他在执行轰炸任务时被高射炮击中，跳伞后误落入日军阵地。
日军将他团团围住，企图活捉这位中国精英飞行员。

严海文拔出随身手枪，击毙一名日本兵，高喊“中国无被俘空军”，随后将枪口对准自己。
 
25岁的沈崇诲更为决绝。
他是清华高材生，出身名门望族。
1937年8月19日，他奉命率第九中队轰炸日本军舰，中途飞机出现机械故障。

他和战友陈锡纯没有选择返航或跳伞，而是驾机直接撞向日本军舰，两人同时殉国。
沈崇诲26岁，陈锡纯22岁。

这一选择的背后，是两国空军实力的悬殊差距。
1937年开战前，日本拥有2300架战机，每月能生产60架；中国仅有223架，打掉一架少一架。
更残酷的是，日军飞机性能远超中国战机。

中国空军装备的霍克3双翼战机，在日本战机面前如同老古董，他们只能用生命去填补这代差。
 
陈怀民，23岁的年轻人，在1938年4月29日武汉空战中作战勇猛，油箱被击中起火。

那一瞬间，他本可以跳伞求生，但看见身边战友被包围，地面上的武汉百姓在注视着自己，他猛地拉起操纵杆，调转机头，加足马力撞向最近的一架日本九六式战机。

撞击的前一晚，他刚与未婚妻分手，因为他知道自己可能无法返航，甚至提前写好了遗书：“假如我为国牺牲，那是尽了我的天职。”
 
刘粹刚开战仅一个月就击落11架敌机，被誉为“空中赵子龙”。
他曾为了救战友，在暗夜中撞上魁星楼，殉国时仅24岁。
 
高志航，在笕桥首战击落第一架日机的空军战神。
1937年底，他在机场遭遇突袭，战友劝他躲避，他说：“我们身为中国空军，怎能让敌人飞机飞到我们头上？”

他跨进飞机，尚未起飞，炸弹落下，30岁的生命化作火海。
 
黄玉权是中国空军牺牲的第一人。
1932年，他新婚才半个月，路过上海时看见日机在头顶轰炸平民，连军装都没换就冲进机场，跳上一架刚修好的飞机起飞迎战。

由于飞机操纵钢索在之前的战斗中受损未修复，刚拉起就失控坠毁，28岁的他蜜月尚未结束便殉国。
 
令人动容的是岳以琴，这位四川小伙子一人击落8架敌机，人称“四大金刚”之一。
1937年12月3日南京沦陷前，中国空军能起飞的战机不足20架，他明知这是一场必死之战，依然起飞单挑数十架日机。

他被包围，飞机中弹后跳伞，但为避免成为日军的活靶子，故意延迟开伞。
他像一块石头般坠落，快接近地面时才拉开伞，巨大的冲击力让他重重摔在地上。

南京市民冲过去施救，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飞机呢？”
至死，他都想回到战机上继续战斗。
 
从1937年到1945年，这1700个航校学员几乎全部阵亡，无人生还。
他们拥有那个年代最聪明的大脑、最强健的体魄、最显赫的家世，本可以成为律师、医生、银行家，却都选择了为国赴死的相同命运。
 
林徽因的弟弟林恒1941年在成都空战中牺牲，年仅23岁。
林徽因悲痛欲绝，写下《哭三弟恒》，她哭的不仅是弟弟，更是那万千个将血肉之躯献给长空的中国脊梁。
 
中国第一代飞行员几乎全都是富二代，这一事实令人震撼。
他们用生命诠释了何为“富贵不能淫”，何为民族大义。

当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交织，他们的选择至今仍在叩问着每个中国人的心灵：若生逢乱世，我们是否也能如他们一般，以血肉之躯为家国筑起长空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