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地下党员王同兴家里来了两个陌生人，他们说着接头暗号，邀请王同兴去开会，可到了半路，他却发现，这两人竟是特务！

1934年开春，濮阳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几乎被连根拔过一遍。机关被抄，联络网断了线，更要命的是有人扛不住，叛变了。这些人的手里攥着暗号，也攥着一份不完整但足够致命的党员名单。敌人拿着名单，开始在县里“钓鱼”。

南乐县的王同兴，就蹲在这张网的边上。他白天在村里教书，另一重身份是南乐县委的地下党员。

那天上午，院门被敲了几下。节奏有讲究——长的三下，短的两下。

他没去拉门栓，先隔着门板问：谁啊。门外答，是从大名府过来的亲戚，走乏了，讨口热水。暗号一个字没差。

门开了。台阶下站着两个人，都穿灰布长衫。其中个子高的那个，胳膊上搭条白毛巾，手里还拎着两盒点心。

高个子开口，说特委在大名县有个紧急会，南乐县委的同志要全过去，他们是专程来接人的。

王同兴当场就犯起了嘀咕。

眼前这两位，他一个都没见过。他没露声色，随口把上个月濮阳筹粮那摊事拎出来问，说会上要不要把账目报一报。高个子答得很快，说陈书记心里都有数。

可那阵子形势紧，临时换人也是常有的事。王同兴拿不准，只好先顺着走。

进屋那趟，他做了个小动作：把窗台上那盆开败的二月兰挪了个朝向——给自家人递个信，屋里来了外人，别往这院里凑。

跟母亲交代一声，他便随两人出了村。老槐树下候着一辆带篷的骡车。

三人钻进车篷，车帘一撂，里头暗得看不清彼此。对面两位一句话没有，连清嗓子都忍着。王同兴闭着眼，耳朵竖着，故意提起头年秋天那场暴动，看对方怎么接。胖的那个只会应“嗯”，瘦的低着头，把衣角搓来搓去。

王同兴心里一点点沉下去。

颠了一个多时辰，车在一处茶摊前歇下。老板端来几碗粗茶。

瘦子伸手去端碗，衣袖往下滑了那么一寸。

他视线扫过去——在瘦子右手食指的内侧，紧挨着关节那道弯的地方，结了一层茧。色发淡黄，并不厚。

他后背一下凉透。

那是握枪的人才有的茧。长年累月扣着扳机，磨出来的就是这一层。地里刨食的，茧在手掌；拿笔杆的，茧在中指。唯独食指内侧这个位置，只有天天摸枪的人才留得下痕迹。

这两个人，压根不是来传话的。

是国民党派来的便衣。

他端碗的手稳稳的，一点没抖，慢慢咽下一口，脸上什么也没往上摆。心里却在飞快算账：大名那边的联络点前几天刚出事，暗号和名单怕是全落到对面手里了。这趟“开会”，是奔着收网来的。

放下碗，他说去后头方便。那个胖的马上也站起来，摆明要盯死他。

王同兴不动声色，跟他一前一后往后走，路上随口问家里几口人、有几亩地。胖男人答得磕磕巴巴，前后还对不上。到这一步，他心里那点疑算是落地了。

重新上车，车轮又转起来。路越走越偏，前头不远便是卫河渡口。河那岸归敌人管，一脚踏过去，想抽身就难了。

他悄悄掀帘往后瞅。

身后老远的地方，有几条人影正小跑着撵上来，看身架是县委的同志们。

准是看见窗台那盆花了，才一路跟到这儿。

他心里一松，随即又提起来——特务手里有枪，同志们空着两只手，再往前靠一点都是拿命填。

骡车赶到卫河岔河口那道土坡前。坡下就是下坡路，车轱辘一旦滚起来，人想跳都难。

王同兴一把攥住车篷的木框，趁车轮碾过土坑、车身猛地一歪的当口，侧身撞开帘子，整个人翻了出去。

重重砸在道边的硬土上，膝盖疼得他眼前发黑。他管不了这些，爬起来就往路旁的杨树林里钻，一边跑一边扯着嗓子喊——喊的是警示暗语，让赶上来的同志别再靠近，这里有埋伏。

车上两位怔了一下，压根没想到这人说跳就跳。等他们掏枪的工夫，王同兴整个人已经没进林子了。树密枝乱，人影一点瞧不见。胖的那个追出两步，没敢往深处去。

这时同志们也赶到了，听清喊声，全伏下身子藏好。两个特务见事情砸了，冲树林里胡乱放了两枪，爬上车掉头就跑。

等道上再没了动静，他才从树后闪出来。长衫挂破了好几道口子，脸上手上全是血印，膝盖还在往外渗血。同志们围拢过来，他摆摆手，说没事，差点着了人家的道。

后来才查明白：有个交通员被捕之后叛变了，接头的方式和县委名单，被他一股脑全交代了出去。这局棋，敌人是照着把南乐党组织一锅端来布的。

偏偏谁也没料到，最后救了这一车人的，是食指内侧那层不起眼的茧。

那个年月能给人底气的东西太少了——敲门的声音可能是假的，递过来的热茶是假的，脸上的笑也是假的，能信的只剩自己那双眼睛。

1934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长征还没迈出第一步，北方地下斗争已经走到最难的那一段。

那层薄茧，那一眼，就是生死之间的那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