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溥仪获得特赦回到北京。溥仪身着冬衣、戴八角帽，面容已褪去“皇帝”的威仪，显露出平凡老人的温和；五妹韫馨（爱新觉罗·韫馨）头戴针织帽、围厚围巾，伸手相迎，两人相视而笑。

出站后溥仪坐上三轮车，车夫蹬着踏板穿过长安街。路边行道树光秃秃的，电线杆上挂着标语。他盯着车夫后脑勺看了半晌，忽然问：“您一个月挣多少？”车夫头也不回：“三十六块五，够养家了。”溥仪“哦”了一声，不再说话。到韫馨家门口，他摸遍口袋，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零票，一张张数清楚递给车夫。韫馨在旁边笑：“哥，现在不是宫里，不用您赏。”溥仪把零票塞进车夫手心，认真地说：“这是车钱，我坐车该给。”

回到北京第三天，街道派出所来人登记户口。民警坐在韫馨家方桌前，钢笔帽拧开又拧紧：“姓名？”溥仪答：“爱新觉罗·溥仪。”民警写了两笔，笔尖停住，抬头看他：“这姓太长了，户口本上格子不够。”屋里静了一瞬。溥仪把桌上的茶缸往旁边挪了挪，像给什么东西腾地方：“那就写‘溥仪’吧，两个字，够了。”民警点点头，钢笔沙沙写完，撕下一张纸推过去：“拿着这个去粮食局领粮本，每月定量二十七斤半。”溥仪把纸折好放进上衣内袋，动作很慢，像放一件要紧东西。

住进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安排的小屋后，溥仪领到第一项任务：写回忆录。办公室主任是老派文人，说话慢条斯理：“你经历过的事，别人写不了。把你记得的写下来就行。”溥仪每天早晨坐到窗前，握着一支蘸水钢笔，面前的白纸第一行总写不下去。他曾是皇帝，但眼下需要写的，不是紫禁城里的日子，而是伪满那段。他问对面办公桌的老同事：“我那十几年，该怎么写？”老同事头也没抬：“该怎么写就怎么写，你写什么，我们编什么。”

溥仪开始动笔。写到在长春坐上伪满执政椅子那天，钢笔堵了墨。他用指甲轻轻弹了弹笔尖，重新蘸饱，写下一句：“那天我穿的西服是日本裁缝做的。”旁边补了小字：“肩膀太紧，坐着不舒服。”再往下写，手渐渐顺了。他写关东军派人“保护”他出行，写签署文件时有人从旁递纸条告诉他该签哪里。每写完几页，他把稿纸整整齐齐叠好，用镇纸压住边角，像从前在宫里整理奏折。

1960年春天，他交出了第一批稿子。办公室主任看完后叫住他：“伪满那几段，你说有人递纸条，还能想起那人模样吗？”溥仪想了想：“三角眼，下巴有颗痣。”主任拿笔记下来，又问他：“你当时知道那些文件写的是什么吗？”溥仪站在办公室门口，阳光从窗户斜进来，照在他手背上。他低头看自己的手，那双手从前批过朱批、拿过玉玺，现在指甲缝里还沾着今早浇花蹭的泥。他答：“开始时不知道。后来知道了，也没敢不签。”主任点点头，在稿子边角批了几个字：“此段存疑，需核。”

这件事在委员会里传开。有人私下说溥仪给自己开脱，把责任往日本人身上推。溥仪听见了，没争辩。有天中午在食堂打饭，他端着搪瓷碗排队，前面两个人还在议论，声音不大不小。溥仪排在后面，等轮到他时，窗口师傅问吃什么，他说：“白菜豆腐，二两饭。”端着饭走到角落坐下，一口一口吃完，碗底刮干净了才起身。

同年夏天，溥仪写完伪满部分最后一页。他把稿纸交给主任时，多问了一句：“那段递纸条的，核上了没有？”主任摘下老花镜：“找当年档案对过了，长春留下的材料里，确有一个姓林的秘书，三角眼，下巴有痣，职务是翻译兼机要。”溥仪听完，慢慢呼出一口气，像把什么东西从胸口放了下来。他没再说什么，转身走回自己桌前，把剩下的白纸收进抽屉，然后拿起喷壶，给窗台上那盆吊兰浇水。水珠落在叶面上慢慢滚下去，他看了一会儿，又把喷壶放回原处。

那年秋天，他的稿子开始铅印成内部资料。小屋里多了几摞校样，溥仪每天拿着红蓝铅笔逐行对，错字用红笔圈，标点用蓝笔改。有人来找他聊天，他头也不抬地说稍等，手里铅笔不停。等改完一段才放下笔，把椅子转过来。来人问他改稿辛不辛苦，他说：“不辛苦，比当皇上省心。”说完自己先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