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左宗棠第四代孙左景鉴想回上海，写信给市委，请求分一套低楼层的房，可是没想到，担任副市长的女儿却严词拒绝。
这段往事常被讲成“父亲写信求房，副市长女儿拒绝”。但复旦大学公开的左景鉴生平资料明确记载，实际写信的不是左景鉴，而是左焕琛的一位表哥；信里请求的也不是给老人单独分房，而是希望尽早解决左焕琛的住房，最好有电梯，方便已经无法正常爬楼的左景鉴回上海看看。该文还特别注明，内容经过左焕琛本人审阅修订。
真实的故事少了戏剧冲突，却更值得一说。
左景鉴1909年出生于长沙，是左宗棠曾孙。1929年进入医学教育体系，先在金陵大学读医学先修科，1932年转入国立上海医学院，1937年毕业并取得医学学士、医学博士学位。淞沪战事爆发后，他参加国际红十字会救护队，任第38医疗队队长，辗转上海、广西、广东等地从事战地救护。
真正改变他后半生的，是1956年。
当时上海第一医学院抽调力量筹建重庆医学院。公开校史资料显示，从1955年开始，上医先后向重庆调派400余名教职医护人员，左景鉴就是其中的骨干。他后来成为重庆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首任院长。
临行前，他在上海其实有一套条件相当不错的住房。
1954年，左景鉴因工作获得复兴中路新康花园一套180多平方米的复式公寓。两年后确定西迁，他没有把房子留给家人，而是交还。长女左焕琛当时正在上海读大学，本可以继续住在那里，却只能搬进学校集体宿舍。
后来民间文章把这一段加工成“父亲教育女儿不能占公家便宜”，还配上许多对白。公开权威资料能够确认的，是左景鉴确实放弃了上海住房，也确实举家赴渝；至于网上流传的长篇父女对话，没有可靠原始出处，不宜当作史实照搬。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情况倒了过来。
左焕琛后来成为医学教授，1996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左景鉴已经年近九十，行动不便，又一直惦记自己学习、工作多年的上海。
这时，左焕琛的一位表哥背着她给上海市委写信，希望能够早点解决她的住房问题，最好有电梯，让老人回来时能够上下楼。时任市委秘书长后来告诉左焕琛，有关方面确实争取过，但当时没有合适房源。
因此，“左焕琛严词拒绝父亲”这一说法并不准确。
没有证据显示左景鉴本人向女儿索要住房，也没有权威记录证明左焕琛写过什么“拒绝信”。能确定的是，即使已经担任副市长，她也没有因为父亲年迈而要求绕开住房条件和程序。
这一点，反而与40年前形成了一个很有意味的照应。
1956年，左景鉴离开上海时，没有为正在读书的女儿留下那套180多平方米的住房；40年后，女儿进入市政府工作，也没有把职务变成解决家庭困难的特殊通道。
父女两人未必说过后来文章替他们设计的那些漂亮话，但真正留下来的事实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1996年，左焕琛赴重庆出差时看望父亲，并与家人留下合影。左景鉴最终没有再回到上海。晚年他曾对小女儿说，希望去世后把骨灰撒入长江，让江水慢慢流向上海。1997年，他在重庆去世。
如果把时间再拉长一些，会发现左景鉴所经历的并不只是一个家庭故事。
1955年至1960年，上医400余名人员陆续西迁重庆，许多人离开已经熟悉的城市、医院和生活条件，在西南重新建立医学教育和临床体系。今天的重庆医科大学，正是在这场大规模医学力量调整中发展起来。
左景鉴只是其中一人，却把余生的大部分时间留在了重庆。
一个时代留下来的东西，有时不是传奇，也不是经过加工的对白，而是一张调令、一套退还的住房、一所从头建起的医院。
1997年，左景鉴离世，那一代西迁者也逐渐走入历史。属于他们的时代慢慢结束，而新的城市、新的医院、新的一代医生已经成长起来。江水仍然向东，很多人没有回到原点，但他们做过的事情，已经留在了后来者生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