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其实真的很尊重彭德怀。1954年7月，粟裕因为眩晕，胀痛和血压不稳，遵照毛主席批示，到外地休息。他并没有一走了之，而是在离开之前，将彭德怀离京差不多3个月期间的工作情况，写了一份报告，送给彭德怀，还将自己上报给刘少奇的总结报告，送给彭德怀一份。彭德怀当时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粟裕是很懂规矩的。
彭德怀拿到那个牛皮纸信封时，正在北戴河的住处看海。他拆开信，快速扫了几眼，对身边的参谋说：“粟裕这是给我列清单呢。”参谋凑过来看，上面一桩桩一件件，连某份关于后勤仓库选址的催办进展都标了备注。彭德怀把报告搁在桌上，没再说话。
几天后回到北京，彭德怀在办公室抽屉底层看到了那份给刘少奇的总结报告副本。他点了一支烟，仔细读完，目光在最后一页停顿了很久。那里，粟裕用钢笔补充了一条不起眼的建议：“军委重大决策前，专项调研宜充分，形成书面材料备查为宜。”
八月的军委扩大会议，气氛有些沉闷。讨论到粟裕离京前主持拟定的精简整编初步方案时，一位分管后勤的干部提高了嗓门：“粟总长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方案里对保障体系的考虑，是不是……稍微理想化了点？”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不少人的目光瞟向主位上一直沉默的彭德怀。彭德怀把烟按灭在搪瓷缸里，拉开公文包，取出那份牛皮纸报告。“理想化？”他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沉，“粟裕临走留下的报告，第七页，专门讲了精简后后勤保障的五条配套措施，经费调剂节点、单位衔接时间，白纸黑字。你们谁看了？”
刚才发言的干部张了张嘴，没出声。彭德怀把报告往前一推：“自己看。人家病休前，把该擦的屁股擦得干干净净。你们坐在这里的人，出差三个月，谁能交这么一本明白账？”他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全场，“从这次开始，所有重大方案上会前，牵头人必须附一份详实的调研报告。这是规矩。”
会散了，消息却像风一样刮遍了总部。没人再公开议论那份精简方案。粟裕在青岛接到秘书打来的长途电话，只是“嗯”了两声。第二天，他却往北京发了一份电报更正，指出报告中一个无关紧要的数据笔误：某项目经费应是三百五十万元，他误写成了三百三十万。
电报送到彭德怀桌上时，他正在批阅文件。他看完，拿起红笔在电报抬头空白处写了两个字：“已阅。”随后叫来秘书：“把粟裕那份原报告找出来，对应位置改过来。”秘书转身时，听见彭德怀低声补了一句：“这个人……”
粟裕休养归来，第一天到军委上班。在走廊拐角，他迎面遇上了彭德怀。彭德怀停下脚步，上下打量了他一下：“脸色好点了。”粟裕站定：“好多了，彭总。”彭德怀点点头，似乎想说什么，最后只抬手在他胳膊上拍了两下，便径直走了过去。
粟裕回到自己办公室，桌上已经堆满了待办文件。他坐下，从最上面拿起一份，打开。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纸面上，也落在他手指边那个熟悉的牛皮纸信封角上——那是他当初交给彭德怀的报告副本，不知何时被送了回来，里面多了几张纸，是彭德怀就他方案中几个细节提出的补充意见，字迹刚劲。
他翻开那份意见，看了片刻，拿起电话：“接三局。我是粟裕。关于精简方案里第三项，彭总提的意见，我们下午开个会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