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天放，原名学愉，江西新建人（生于浙江杭州），民国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教育家，1935–1938年担任中华民国首任驻德国大使；抗战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1949年随国民党前往台湾，历任台湾地区教育部门负责人、考试机构副职，1967年在台北病逝。

程天放的人生起点，是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1918年考入复旦公学，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当上上海学生联合会会长，还受过孙中山接见。那个年代的读书人，大多揣着一股救国的热忱，他也不例外。1920年远赴美加留学，拿到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之后，一步步踏入教育界和政界。

教育是他绕不开的身份。1932年他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当时浙大经费积欠、处境窘迫，他接手的是一副烂摊子。后来抗战期间又被任命为四川大学校长，却在川大掀起一场"拒程"风波。原因并不复杂——他多年从事党务工作，在浙大任上就安排过党务人员进校，学术界对他推行"党化教育"颇有微词，教师队伍里抵触情绪很高。

1935年，中德关系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程天放成为首任驻德大使。当时中日关系紧张，国民政府急需争取国际支持，德国是重点争取的对象。他在柏林斡旋数年，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国际局势剧变，才卸任回国。这段外交经历，成了他生涯里最受关注的一笔。

战后他继续活跃在文教领域，担任过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还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参与国际事务。1949年，他选择随国民党赴台，此后在台湾地区担任教育、考试相关职务，直到1967年在台北病逝。

客观地看，程天放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学而优则仕"人物。有真才实学，懂教育，办过大学，也做过外交，能力摆在那里。可他长期依附党机器，把党务带进校园，也让他背负了知识界不少争议。这些标签，都是理解他绕不开的部分。

后人评说历史人物，不必捧杀，也不必一棍子打死。程天放的一生，折射的是那个新旧交替年代知识分子的复杂处境——既想救国，又困于党派立场；既办教育，又难逃政治裹挟。他的故事提醒我们，评价一个人，要放进他所处的时代里去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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