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等了17年的仇人落网了，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几乎是咬着牙给何应钦下了一道手谕：“必须处以极刑！”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这个消息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消息传来，全国欢庆。
但日本投降这件事是意料之中，骤然发生却还是出乎了不少人的意料。一来是日军当时虽然已经出现了败迹，却仍然有一些战斗力；二来是日军不仅残暴，而且疯狂，甚至制定出“玉碎”这种计划，摆明了不会轻易投降。
蒋介石得知消息以后，既感觉突然，又感觉愤怒。因为蒋介石早有打算，等日军投降以后就挑起内战，他当时却还没准备充分。至于愤怒，则是因为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酒井隆，当时的身份是战犯。
按照规矩，酒井隆的结局如何，需要经过军事法庭审理，再根据军事法庭的判决来裁断。但蒋介石在这个时候，亲自给何应钦打了下了一道手谕，要求他从重从速处置这个酒井隆，而且必须处以极刑。
以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样的交代实在有些格格不入。本是大喜的时刻，却下令针对一个战犯，怎么看都有些不妥。但何应钦没有辩驳，因为他知道酒井隆这个人，也能理解蒋介石为何对他如此恨之入骨。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至山东，准备一举拿下济南时，日军在山东的驻军突然发难，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开始不断制造摩擦，为开战寻找借口。而当时负责此事的日方军官，正是日军的陆军少将酒井隆。
日军在山东的驻军数量不少，酒井隆态度十分嚣张，手段也卑鄙。酒井隆当时安排日军士兵四处挑衅，不断与北伐军制造摩擦。由于酒井隆对中国的情况很了解，甚至精通汉语，所以在这方面的手段极具威胁。
终于有一天，日军的胆子越来越大，竟然在摩擦中开了枪。其实，这是酒井隆早就计算好的事情，开枪不过是一个信号，他早就提前准备了重火力，在冲突爆发以后立刻开火，制造了济南惨案。
日军暴行，罄竹难书，蔡公时以外交官身份抗议，却遭到了日军割鼻挖眼。

不仅如此，当时与蔡公时一起的十六名中国人，全都遭了日军的毒手。这哪里是杀人，这是在打蒋介石的脸，但凡有点血性，也绝对受不这样的委屈。
结果，蒋介石得知消息以后，却选择了隐忍，不仅没有与日军交战，反而决定绕道济南，将这份屈辱给生生咽了下去。蒋介石有写日记的习惯，当天在日记本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我实不共戴天之仇也。”
虽然窝囊，但也能看出蒋介石心中的愤怒，那时便将酒井隆视为与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等到日军投降那一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七年，但蒋介石却一刻都没忘记过，仍然对酒井隆恨之入骨，终于迎来了报仇雪恨的这一刻，这才下达了处死酒井隆的这道命令。
酒井隆当时怎么成了战犯？自从十七年前的那件事发生以后，双手欠下血债的酒井隆，摇身一变成了日军高层重视的人。酒井隆自那以后开始变本加厉，《何梅协定》的背后，也离不开他的影子。
酒井隆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搞特务活动，为全面侵华做准备。等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以后，他更是直接当上了师团长，再次开始扮演侵略者的角色，手上沾满了鲜血。在此期间，蒋介石虽然不时能够听闻酒井隆的消息，却拿他没办法，屈辱感更甚。
日本投降，酒井隆失去依靠，这时总算是迎来了让他为自己的暴行付出代价的时刻。但酒井隆十分狡猾，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故意脱去了军官的军装，换上了普通战俘的衣服。他混在一群衣着破烂的战俘中，登上了从塘沽发往日本的船。
他以为万事大吉了，却没想到途中被认了出来，一队人直接从战俘的人堆里把他揪了出来，直接押去见中国军官。军官见了人以后，特意从身上取出一张酒井隆的照片，仔细对比之后，确认了酒井隆的身份。
很快，酒井隆被押往南京，关进了小营战犯拘留所。酒井隆罪大恶极，死不足惜。当时负责主审他的人名为石美瑜，素有刚正之名，检察官则是倪徵燠博士。
审判之前，准备工作很充足，将酒井隆在中国犯下的罪证，一桩桩，一件件，全都有序的整理了出来。
次年五月，公审在南京正式开始。彼时，公审现场围满了人，里三层、外三层，将公审现场围了个水泄不通。其中除了南京当地的居民之外，还有很多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饱受日寇折磨，都想亲眼目睹酒井隆这个大罪人伏诛。
济南惨案的遇难者家属，更是到场了很多，这一刻他们等了太多年，也被煎熬了太多年。公审开始以后，酒井隆仍然死不悔改，但他面对眼前的铁证，却再也无从狡辩。只不过，那些罪证逐一亮出来的时候，就像是再次揭开了遇难者家属的心灵伤疤，很多人不忍悲痛，当场放声大哭，一位老太更是悲痛欲绝，当场昏厥过去。
1946年8月27日，酒井隆被判处死刑。十余日之后，酒井隆被执行死刑。彼时，他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嚣张，押赴刑场的每一步都走的无比艰难。最终，他在法警的呵斥下跪在地上，一声枪响后栽倒在地。
蒋介石这么多年的隐忍，只因为当年的一时窝囊，需要用这么多年来救赎。而在酒井隆之后，却挑起内战，让本就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华大地，战火重燃，可见他只是报私仇，心中并无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