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重庆，日机轰炸刚过，蒋介石生了疖疮。二十七岁的外科助教熊丸被侍从室吴大夫领进去，一看患处已经化脓，擦药无用，于是大胆进言："报告委员长，这可能要开刀喔。"蒋问怎么开，他答："很简单，我拿个小刀就可以开了。"
按规矩，这种病该请委员长上医院、请资历最深的老大夫动手；熊丸年轻，不晓得事情轻重，当场就割开放脓。这一刀，把他本想当教授的前程割断了——从这一年起直到1975年，他做了三十二年蒋介石官邸医官。
熊丸是四川石砫人，1916年生，1943年以第一名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本在叙府母校做外科助教，正要越级升讲师；因举家避轰炸搬到南岸汪山，与黄山官邸只隔一条山壑，被官邸派人查了户口，晓得了他是医师，又通过他父亲去信催促，便这样进了侍从室。
侍从室没有星期天，全天候待命，他起初很不喜欢这个位置；但后来，他感到了这个位置的分量，并且通过这个位置，近距离地观察了很多传说中的人物，比如军统的戴笠和毛人凤等等。

在熊丸眼里，戴笠首先不是传说中神出鬼没的"特工王"，而是一个把耳朵贴在领袖门缝上的人。熊丸回忆官邸生态时谈到，戴笠最怕曲解"领袖意图"，平日便收买蒋介石左右的随侍人员，把委员长的一举一动随时报告给他；官邸医官，正是被围着打听的人。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随蒋飞南京，从此长年被软禁。据熊丸转述官邸中流传的说法：一日蒋介石腰伤旧处疼痛难忍，捶着腰骂"张学良这小子害得我好苦"，戴笠闻知，认为是献殷勤的机会，即刻上签呈，请以"以下犯上、在押无悔改表现"处决张学良；蒋介石批了个"阅"字，作罢。后来戴笠又用军统局正式公文再呈一次，蒋再批一个"阅"。侍从室二组两次通知："签呈奉批，存档。"两个"阅"字，是熊丸在官邸看到的蒋介石对戴笠最真实的态度：功劳照单全收，主意照单驳回。戴笠能为蒋杀人，却不能替蒋做主；蒋需要这把刀，也防着这把刀有自己的刀法。
1946年3月戴笠坠机身亡，随后军统便缩编为国防部保密局——倚重与削权，是同时落在这位特工王身后的两样东西。

戴笠身后的毛人凤，熊丸在重庆时早有印象。军统旧人的回忆里，毛人凤是罗家湾本部一个通宵不灭灯的人：公文彻夜批阅，蒋介石问到军统任何事务，他对答如流，印象极好；戴笠骂人打人时他总把错揽到自己身上，戴笠常斥他是"菩萨心肠"，不是大丈夫。
1949年的溪口，熊丸亲眼见过这个"菩萨心肠"怎样把忠心兑成现银。那时蒋介石第三次下野，随从人员不发薪，全办公室不到一百人，三餐只有酸菜、毛豆下饭，偶尔吃点荤，就要挨总裁骂。就在离开溪口转往马公、上海前后，毛人凤"赒济"银圆四万块。
这四万块，买的是官邸上下对"毛先生"的好感，也是向败退中的蒋介石再押一次注。

熊丸晚年真正想揭示的，不是某一个人多会做人，而是整套以戴笠、毛人凤为顶点的情报机器最后为什么会输掉。
他在口述历史里说得极具体：徐蚌会战爆发时，蒋介石在南京黄浦路官邸设地图室，室中三巨头，一是蒋本人，一是周菊村，一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
熊丸的判断是：刘斐"本身是个大间谍"，以致南京的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每战必败；徐州几个重要指挥官觉得蹊跷，只好稍加变通，提早进攻时间，仗才算打得顺。后来大家都认为刘斐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想到"。
熊丸说，军统对外号称无孔不入，对"老蒋身边"这最后一道墙，既不敢查，也查不动。戴笠在时用随侍当耳目，毛人凤接棒用钱用勤恳固宠，而老蒋对这套系统的真实态度，是离不开，又始终信不实。
到台湾以后，蒋介石把情治大权交给儿子蒋经国经营，总政治部主任与"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两头并进，各特务机关渐次归拢；毛人凤与"太子"明争暗斗，终至众叛亲离。
1955年保密局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毛人凤名义上将星、实则无权，次年10月14日病逝台北，终年59岁。
熊丸仍在官邸，直到1975年清明节深夜送蒋最后一程。
他晚年对人说过一句重要的话：跟了蒋介石几十年，唯一一次见其流泪，是1971年听到林（彪）死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