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全军大授衔之前，彭德怀跟陈赓两人却因为授衔的问题吵了起来，期间，彭德怀怒吼道：“你听不听？我是国防部长，你是院长，按规定，下级要服从上级！”
陈赓从彭德怀办公室出来，径直走向学员宿舍区。他得在彭启超从别人嘴里听到风声前，先跟这孩子谈一谈。
彭启超正趴在床上写信，见陈赓进来，立刻跳下床立正。陈赓摆摆手，示意他坐下，自己拖了张凳子坐到他对面。“启超，授衔的命令下来了。”陈赓开门见山，“中尉。”
彭启超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他眼睛直直地看着陈赓，等着下文，但陈赓只是沉默地看着他。
“院长，”彭启超的声音有点干，“按标准……”
“标准是一回事。”陈赓打断他，“你伯伯的意思，是另一回事。”
屋里又安静下去。彭启超慢慢低下头，盯着自己磨旧的解放鞋鞋尖。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哑着嗓子问：“就因为我是他侄子？”
“就因为是。”陈赓点头，“他怕别人说闲话，怕开了这个头。”
“我在朝鲜的功……”彭启超猛地抬头，眼圈红了。
“他知道。”陈赓的声音很稳，“但他更知道，你未来的路不在那一颗星的差别上。他让我告诉你，要是真有出息，不会在乎这个。要是没出息，给你个少将也是个草包。”
这话像记闷锤，砸得彭启超肩膀晃了晃。他重新低下头，手指紧紧攥着裤腿。
“话我带到了。”陈赓站起身，“你自己想想。想不通，你伯伯让你去找他。”
陈赓走后，彭启超在床边坐了很久。晚饭号响了，他没动。直到天黑透，他才猛地站起来，抓起军帽扣在头上，拉开门走了出去。
他去了彭德怀住处，但没进门，就在院门外站了一夜。哨兵换了两班，没敢问他，也没敢进去报告。
天快亮时，门开了。彭德怀披着外套走出来，像是要晨练，看见他，脚步顿了一下。“站这儿干什么？”
彭启超敬了个礼，声音沙哑：“报告首长，我想通了。”
彭德怀看着他布满红血丝的眼睛，点了点头：“想通了就回去睡觉。今天还训练。”
“是！”彭启超再次敬礼，转身大步离开。脚步落地很重，踩得路面咚咚响。
授衔仪式那天，彭启超站在中尉队列里，腰杆挺得比谁都直。宣读他的名字和军衔时，他答“到”的声音格外洪亮。
仪式结束后，他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边防哨所。申请报告上只写了一行理由：需要锻炼。
哨所在海拔四千米的山口，一年里八个月飘雪。彭启超带着几个兵，守着一部电台、一杆红旗。补给车每月来一次，遇上大雪封山，两三个月也见不到外人。
有次巡逻遭遇暴风雪，一个兵崴了脚，彭启超把他背回哨所，自己冻掉了两个脚趾甲。军医上来处理时，他咬着木棍一声没吭。
第四年冬天，上级来哨所视察。带队的首长在风雪里看见彭启超带着兵们演练战术，手指冻得萝卜似的，动作却一丝不苟。首长没多说，拍了拍他的肩膀。
回去后不久，调令来了，彭启超被选入新组建的尖端部队任参谋。调令附了一页来自原部队的鉴定，上面写着：吃苦耐劳，作风过硬，可担重任。
很多年后，彭启超肩上已有将星。一次内部会议间隙，有位老同志提起当年授衔的旧事，笑着问他是否还觉得委屈。
彭启超正端着茶杯，闻言笑了笑，低头吹开浮叶。“不委屈。我伯伯当年压我那一下，是把根给我砸实了。根实了，树才能长高，不怕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