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国军中将张辉瓒被俘，看到毛主席后，他哀求道：“润之，我有钱，别杀我，叫我老婆拿钱、医药、枪弹换我的命！”
张辉瓒被单独关在茅坪村一处农舍的偏房里。他每天清早能听见红军战士出操的脚步声，整齐有力。他总在那个时候坐起来，整理身上那件皱巴巴的旧棉袄。
第三天下午，门开了。进来的是何长工，手里拿着一张毛边纸。“你妻子托人捎来了口信，”何长工把纸放在桌上，“她正在筹办物资，第一批药品和银元已经在路上。她希望你能写几个字回去，好让她安心。”
张辉瓒的手指在纸上摩挲了几下，最后只写下：“物资速办，我在此静候佳音。”
等回音的日子，他帮看守他的年轻战士劈了几回柴。战士起初不肯，后来见他手法熟练，便由他去了。柴刀起落间，张辉瓒偶尔会停下来，望着远山出神。
十天后，村口来了几匹骡子，驮着木箱。何长工领着人清点完毕，再次走进屋子。“药品和五百银元到了，”他说，“按约定，你可以见毛委员一面。”
见面的地方是祠堂东侧的一间小屋。毛主席正在看地图，见他进来，指了指对面的条凳。“坐。”张辉瓒坐下后，从怀里摸出一张清单，“这是我妻子下一步能筹措的物资清单，包括二十担西药、三十条步枪，还有一批棉纱。”
毛主席接过清单，看了片刻。“这些东西，苏区确实需要，”他放下纸，“但你手下部队在东固做的事，群众不会忘记。你得有个态度。”
“我明白，”张辉瓒立刻接话，“我愿意公开认错，并写信劝告旧部停止进攻。所有我个人名下的田产、商铺，都可以变卖补偿受害乡亲。”
“光是写信不够，”毛主席站起来，走到窗边，“你要出面，在群众大会上把这话说清楚。群众通过了，后续交换才能继续。”
张辉瓒点了点头。
大会前一天晚上，他在油灯下写了一封长信给旧部同僚，劝他们“勿再与红军为敌，徒增百姓伤亡”。写完后，他把信用油纸包好，交给了何长工。
第二天上午，河滩边聚集了数百人。张辉瓒被带到临时搭的木台旁坐下。先发言的是几位红军干部，讲了反“围剿”的形势和俘虏政策。接着，几个来自东固的农民上台，讲述房屋被焚、亲人遇害的经过。
轮到张辉瓒时，他走到台前，先朝台下鞠了一躬。“我对不住东固的乡亲，”他开口，声音在空旷的河滩上显得有点哑，“我愿意倾尽所有家产赔偿损失，并保证写信劝说旧部停止进攻。”
台下沉默了几秒。一个胳膊上缠着绷带的中年人站起来：“我儿子死了，钱能换回命吗？”
人群里响起附和声。又有人喊：“光说不行，得看实际行动！”
何长工快步上台，高声说：“大家安静！张辉瓒已经交出财产清单，并写了劝降信。我们会按政策处理，优先把赔偿分给受害最重的家庭！”
台下议论声渐渐小了下去。几个苏维埃代表低声商量了一会儿，其中一人站起来：“我们要求，所有赔偿物资必须公开清点，直接发到群众手里。”
“可以，”何长工立刻答应，“明天就开始分发。”
大会散了。张辉瓒被带回住处时，背上的棉袄已被冷汗浸湿一片。何长工跟进来，关上门。“第一关算过了，”他说，“明天分发物资，你得在场。”
第二天中午，祠堂前的空地上摆开了木箱。药品、银元、棉布一箱箱打开，苏维埃代表拿着名单，挨个叫名领取。张辉瓒站在一旁，看着领到东西的群众表情从怀疑变成诧异，最后有人低声说：“还真给了。”
分发到一半时，一个老汉领了一包银元，转身走到张辉瓒面前。“我儿子回不来了，”老汉盯着他，“但这些钱，能让我老伴抓药，能让孙子念书。”说完，老汉抱着布包走了。
全部发完已是傍晚。何长工对张辉瓒说：“群众基本接受了。下一步，等你妻子把枪支和后续药品送到，你可以写信让她来接。”
又过了半个月，第二批物资送到：二十条步枪、十箱弹药和一批紧缺的西药。清点交接完成后，张辉瓒写了一封短信给妻子：“可来接。”
信送走的第三天，村口来了两乘轿子。张辉瓒的妻子朱性芳走下轿子时，手里紧握着一个小皮包。她被领到祠堂，看见丈夫穿着洗得发白的棉袄站在院子里，身边站着何长工。
朱性芳快步上前，把皮包递给何长工。“这是最后一批，三百银元和五担盐，”她说完，转向丈夫，“你瘦了。”
张辉瓒点点头，从怀里取出那张一直随身带着的合影照片，背面有儿子用铅笔写的“父安”。他把照片递给妻子。“回家吧，”他说，“剩下的田产都变卖了，分给乡亲。我们……去上海。”
朱性芳接过照片，眼泪掉在相纸角上。她朝何长工鞠了一躬：“谢谢贵军守信。”
何长工还礼：“一路保重。”
两口子走出村口时，太阳已经开始西斜。张辉瓒回头看了一眼茅坪村的土墙，然后转身，和妻子沿着山路慢慢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