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 年，蒋经国专程到台中探望被软禁 33 年的抗日名将孙立人。1955 年孙立人卷入所谓 “兵变案”，被剥夺兵权软禁家中，半生失去自由。

众人本以为孙立人会诉说多年冤屈，可他没有计较个人荣辱，只提出三个心愿：期盼两岸和平，不再骨肉相残；希望当局体恤当年印缅战场牺牲将士的遗孤；身后希望归葬大陆，与埋骨异域的新一军战友长眠一处。


1988年3月20日，国防部长郑为元走进台中向上路孙宅。孙立人已经被置于长期监护三十多年。

几天后，郑为元在立法院却公开表示，他这次去台中并不是“宣布恢复自由”，因为孙立人原本就有行动自由，还曾去过梨山、玉山，也上街购物。两种说法摆在一起，孙立人三十三年的处境反倒看得更清楚了：他不是被铁门锁住三十三年，却也从来没有重新拿回自己生活的全部决定权。

这件事的起点不在1987年，而在1955年10月20日。
郭廷亮案发生后，孙立人辞去总统府参军长。蒋介石另组九人调查委员会，调查孙立人与郭廷亮的关系。
委员会承认孙立人并不知道郭廷亮所谓“匪谍”身份，却仍认定他在用人和军中活动上负有责任。

随后下达的处置没有给孙立人判刑，也没有规定三年、十年或者二十年的期限，只留下八个字：“随时察考，以观后效。”

这八个字很快变成了一套具体安排。1955年12月30日起，国家安全局第二特勤组人员以秘书、副官、司机等身份留在孙立人身边，任务包括防止潜逃、偷渡或遭外力劫持，同时管制他的生活。

孙立人的上将薪饷和眷属补助停发，改发生活补助。这样的监护没有刑期，也不存在服满多少年便自动结束的问题。

一直到1988年4月20日，留驻人员才全部撤离。

所以，孙立人的处境一直存在一个很特殊的反差。他并非三十三年一步不能跨出家门。到了后期，他有过外出、旅行和购物的记录，郑为元也正是拿这些事情说明孙立人“没有被软禁”。

可另一边，安全人员仍以固定身份住在身旁，“察考”命令也从未撤销。
外出的机会可以增加，监护关系却依旧存在。门偶尔能够打开，决定什么时候开门的人并不是孙立人自己。

1955年的另一份调查，更让这段监护显得漫长。
监察院当年另组调查，对所谓军事阴谋得到的结论与九人委员会并不相同。监察院后来披露的早期调查认为，郭廷亮等人的活动与孙立人本人应当分开处理，所谓阴谋叛乱并没有发展成实际行动。可是这份调查当时没有改变孙立人的处境。他继续住在向上路，受牵连的一批部属也分别遭到判刑、侦考和长期追踪。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
此后孙立人家属和旧部继续陈情，要求处理的已经不只是出门自由，还有1955年旧案留下的名誉问题。3月底，监察院公开当年的调查内容。

孙立人随即发表文字，要求还自己清白，也要求所有受到案件牵连的人得到公道。向上路的监护可以撤走，三十多年前那批判决、处分和人事损失，却不会随着一辆监护人员的汽车开走而自行消失。

孙立人对旧部的牵挂，也不是晚年某次会面中突然出现的。
1945年抗战胜利，新一军进入广州受降。孙立人随即主持筹建新一军印缅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地点选在白云山麓马头岗。

1947年9月6日公墓落成，他从南京赶到广州主持公祭。

墓地安置印缅战场阵亡官兵，纪念塔上刻着阵亡者姓名。孙立人留下的挽联中有一句：“忍看孤儿寡妇，忧思独共白云深。”那些战死在缅北、印度方向的官兵，以及他们留下的家属，早在四十年前就进入了他的身后安排。

他希望身后回到大陆、与这些阵亡将士相伴的愿望，同样沿着这座公墓延续下来。

1990年11月19日，孙立人在台中去世。12月8日举行公祭后，灵柩送往台中东山墓园，采取的是“暂厝”，没有完成永久入土安葬。

他生前希望归葬大陆，与当年印缅战场牺牲的战友相伴。

孙立人活着等到了向上路监护人员撤走，却没有等到整个案件走完。

2001年，监察院公开早年的调查报告，孙案才得到正式平反。1955年那句没有期限的“随时察考”，实际延续到1988年；人的行动自由恢复了，名誉问题又多走了十三年。

向上路18号的门终于可以自由出入，马头岗的阵亡者姓名仍刻在碑上，孙立人的棺椁则暂厝在东山墓园。

三处地方留下的是同一段人生的三个结果：自由迟到了三十三年，清白来得更晚，那批从印缅战场没有回来的人，他到生命尽头也没有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