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到机场送张学良。因没坐过飞机，他接受了张学良的邀请，上飞机飞一圈。可登机后，张学良的一番话，让他直呼后悔，并说：“汉卿，你这样做不厚道啊！”

王家烈盯着舷窗外越来越小的贵阳城，手指捏紧了座椅扶手。他转过头，张学良正低头整理大衣领子。

“什么时候落地？”王家烈问。

“快了。”张学良没看他。

“汉卿，我们认识多少年了？”

张学良顿了顿，“有些年头了。”

飞机遇到气流颠簸了一下。王家烈身子晃了晃，手扶住舱壁。他想起去年在南京开会，张学良还和他一起喝酒，说贵州的茅台确实够劲。

“委员长的手谕，能给我看看么？”

张学良从怀里掏出张纸递过去。王家烈接过来，看得很慢。纸上的字他其实一眼就扫完了，但还是看了两遍。最后他把纸折好，递回去。

“参议院中将参议，”王家烈说，“这位置不错。”

“松坡兄……”

“叫我王家烈就行。”他打断张学良，“松坡是字，现在用不着了。”

机舱里沉默了一会儿。发动机的声音嗡嗡响着。

“贵州那边，委员长怎么安排？”王家烈问。

“吴忠信接主席，你的部队由中央整编。”

“我家里人呢？”

张学良没立即回答。他把手谕重新收好，才说：“委员长会妥善安排。”

王家烈点点头，不再问了。他靠回座椅，闭上眼睛。

飞机在汉口降落时天已经黑了。停机坪上有几个人等着，穿着中山装，站得笔直。王家烈下飞机时腿有点软，他扶了下舷梯。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迎上来，“王将军，一路辛苦。住处已经安排好，明天委员长要见您。”

王家烈看了看他，又回头看了眼飞机。张学良还在舱门口站着，见他回头，抬手挥了挥。

“走吧。”王家烈对中年人说。

车上，中年人递给他一个信封，“这是委员长给您的旅费。另外，陆军大学的手续也办好了，您随时可以入学。”

王家烈接过信封，掂了掂，没拆开。

“我想给家里发个电报。”

“这个……恐怕不太方便。等您安顿下来再说吧。”

车开到一家旅馆。房间在三楼，窗口对着街。中年人送到门口就告辞了。

王家烈关上门，在床边坐了一会儿。他打开信封，倒出大洋，数了数，五千块整。他把大洋装回去，放在床头柜上。

第二天见蒋介石是在行营办公室。蒋介石站起来和他握手，“松坡来了，坐。”

“委员长。”

“这次调动，是从大局考虑。你在贵州多年，也该休息休息了。陆军大学进修一下，将来还有大用。”

王家烈点头，“听委员长安排。”

“家里不用担心，我已经吩咐忠信妥善照顾。”

谈话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王家烈走出办公室时，在走廊遇见个熟人，对方愣了一下，点点头匆匆走了，没说话。

在汉口的日子很清闲。王家烈每天去陆军大学听课，坐在最后一排。学员大多是年轻军官，没人认识他。偶尔有教官提到贵州剿匪的战役，会朝他这边看一眼。

一个月后，他托人打听贵州的消息。回来的人说得含糊，只说吴忠信动作很快，黔军已经改编完毕。至于他家里，没打听到具体情况。

王家烈没再问。他开始整理这些年的笔记，有时在旅馆房间里写到深夜。五千大洋他几乎没动，存在银行里。

年底时，有以前的下属偷偷来看他。那人换了便装，在旅馆对面的茶馆等。王家烈进去时，对方站起来，张了张嘴，没叫出声。

“坐吧。”王家烈先坐下。

“军长……您还好吗？”

“还好。说说贵州吧。”

下属压低声音，把知道的情况都说了。部队被打散编入中央军，几个老部下调去了别省。家被抄了，夫人现在住在桐梓老家。

王家烈听着，偶尔喝口茶。等对方说完，他问：“弟兄们安置得怎么样？”

“还行，就是……憋屈。”

“活着就行。”王家烈从怀里掏出张汇票，“这个你带回去，给我夫人。别说是我给的。”

下属接过汇票，眼睛红了，“军长，您以后……”

“以后的事以后说。”王家烈站起来，“你早点回去，路上小心。”

走出茶馆时，天下起了小雨。王家烈没打伞，沿着街慢慢走回旅馆。房间窗口还开着，桌上的笔记被风吹散了几页。他一张张捡起来，按顺序理好，然后继续写。

他知道，贵州是回不去了。那个在机场登上飞机的早晨，是他作为“贵州王”的最后一个早晨。现在他只是王家烈，一个在汉口旅馆里写笔记的中年人。

窗外的雨渐渐大了。王家烈放下笔，看着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流。他想起贵阳机场那个阳光很好的早上，张学良笑着问他坐没坐过飞机。

如果当时说不坐，会怎样呢？他想了想，摇摇头。该来的总会来，飞机不过是个形式。

他重新拿起笔，继续写下去。纸上的字迹工整清晰，就像他带兵时做的作战计划一样，一条一条，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