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中，1714年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一座至今还把状元当宝贝的江南小城。23岁那年他被乾隆钦点为状元，59岁拜文华殿大学士，66岁死在任上，皇帝赐谥文襄，牌位恭恭敬敬送进贤良祠，那是清朝大臣死后的最高哀荣。可他死后第6年，乾隆皇帝亲手下旨，把他的牌位从贤良祠里撤了出来，子孙世袭的一等轻车都尉爵位一并革除，罪名是清朝第一贪腐窝案的真正元凶。一个生前号称廉洁的盛世首辅，死后被皇帝定了性，成了大清的严嵩。

于敏中出身官宦世家，祖父于汉翔官至山西学政，父亲于树范当过浙江宣平知县，宣平就是今天的浙江武义一带。1737年乾隆二年殿试，他考中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一起步就站在别人熬一辈子也到不了的位置。更难得的是乾隆喜欢他，御制诗常常先由于敏中聆听笔录再定稿，等于皇帝的半支笔。这份信任看着是通天梯，其实是拴人的绳，他从此再没离开过权力最中心半步。

此后一路顺遂。他做过乡试会试考官，当过山东、浙江学政，历兵部、刑部、户部侍郎。1760年入军机处，一干近20年。1773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兼上书房总师傅，给皇子们当老师。四库全书开馆，刘统勋反对，于敏中力主开馆，自己坐上正总裁的位置，那部书收录典籍3500余种近8万卷。1776年金川之乱平定，乾隆认定他有运筹之功，特赐一等轻车都尉，世袭罔替，赏黄马褂、双眼孔雀翎，画像挂进紫光阁，儒臣际遇，百年无出其右。

1780年1月他病死于任上，乾隆派太医诊治，赐人参，死后优诏赐恤，谥号文襄，入祀贤良祠。故事到这里本该是宠臣的完美收场。

反转从分家开始。死后才几个月，孙子于德裕控告堂叔于时和侵吞家产，官司打到乾隆面前。皇帝借分家之名彻查，结果被震住，这位号称清廉的首辅，家产竟有二百万两白银。乾隆想不通一个清官哪来这么多钱，但为了顾全死者名节，只把于时和发配伊犁，没动他的身后名。

真正的雷在1781年炸响。甘肃捐监冒赈案发，陕甘总督勒尔谨、布政使王亶望串通全省官员，假造灾情冒领赈粮，前后侵吞白银281万两，56名官员人头落地，46人流放，甘肃官场几乎被清空。而这个捐监，正是当年任户部尚书的于敏中力排众议替甘肃争取来的。1782年乾隆下旨承认，自己当年误听了于敏中。

1786年2月，乾隆把玩一件嘉靖年间的古瓷，忽然想起嘉靖朝的大奸臣严嵩，顺着这条线想到于敏中，越想越气，再发谕旨，断定那二百万两家产必是王亶望的贿赂酬谢，下令撤出贤良祠，革去子孙世职。1795年乾隆还旧事重提，骂他辜负皇恩。

于敏中这一辈子，最值得琢磨的有三层。第一层是功与过。力主开四库全书馆，让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得以编成，这是他留给文化的实绩。力主甘肃开捐监，本意是替朝廷省下每年数百万两的赈灾开支，算盘本身没打错，坏在制度没有笼子，从总督到知县层层分赃。把执行中的溃烂全算到倡议者头上，简便，却未必公道。第二层是宠与弃。他在军机处近20年，是乾隆朝执政最久的汉臣首揆，皇恩不可谓不厚。可大案需要一个说法时，皇帝宁可凭推断定罪，也要把死人钉在柱子上。宠臣与弃子之间的距离，不过是皇帝一念。所谓皇恩，从来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第三层是廉与贪。生前有清名，死后冒出二百万两家产，乾隆始终没查清这笔钱的来路，就定了罪。这恰是乾隆朝高官的真实生态，俸禄养不活排场，地方官的馈赠和陋规才是收入大头，收钱收礼是常态，清官二字往往只是没人细查。于敏中未必最脏，他只是那个被查出来的。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记载，他对同在中枢的和珅极为反感，两人同在军机处却格格不入。他1780年死去，没活到和珅权倾朝野又身败名裂的那几年，也算躲开了亲眼看着盛世烂到底的时刻。

今天常州金坛的老辈人，还拿他当科举传奇讲给孩子听。他的楷书真迹静静躺在台北故宫，四库全书还在书架上，甘肃冒赈案还在史册里，只有贤良祠空出来的那个位置提醒后来者，给皇帝当笔杆子的人，生前写得再漂亮，身后的评价也握在别人手里。你说他是被推断定罪的替罪羊，还是死有余辜的巨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