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广东省梅县判处了叶剑英元帅的好友、原国民党起义少将、抗日将领叶干武死刑，随即叶干武被执行死刑。
行刑前夜，叶干武被关在镇东头那座旧仓库里。他没有睡，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把一封没写完的信又摸出来看了一遍。信是写给叶剑英的，只起了个头：“剑英兄，弟自返乡……”后面的字迹被水渍洇开，分不清是茶还是泪。
看守他的民兵叫阿贵，才十九岁，蹲在门外啃冷红薯。叶干武敲了敲窗棂：“后生，你识字吗？”阿贵摇头。叶干武说：“那帮我记句话——柴堆扁担里还有一份东西。”阿贵没应声，啃完红薯把皮往院里一扔，起身换岗去了。
第二天清早，县里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姓李，就是之前问讯他的干部。李干部手里没拿公文，只拎着一只旧皮包。“叶先生，”他坐下来，自己先点了根烟，“叶帅那边来了电话。”
叶干武猛地抬头。
“电话是从广州转来的，问你的情况。”李干部弹了弹烟灰，“但县里请示了专区，专区说案子已经定了，不能因为私人关系改。”他从皮包里掏出一张纸，“这是昨晚专区加急送来的批复。”
纸上只有一行字：维持原判，立即执行。
叶干武接过纸，仔细看了一遍，然后问：“叶帅的原话是什么？”
李干部犹豫了一下：“电话记录是——‘叶干武的起义是我知道的，请地方再查’。”
“再查。”叶干武重复这两个字，忽然笑了，“李干部，你家里有兄弟吗？”
李干部没回答。
“陈文焕的供词是假的，你们心里清楚。但你们更需要一个反革命，来证明镇反运动抓得准。”叶干武把批复纸放在桌上，“我不怪你，你也是听命令。”
李干部站起来，从皮包里又掏出一张纸和半截铅笔：“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写下来吧。”
叶干武没有接。他从上衣内兜取出那份折好的西北军区证明信，当着李干部的面，慢慢撕成四片，又叠在一起撕成碎末，撒在地上。李干部愣住了。
“你们不认它，它就没用了。”叶干武说，“但历史不认你们。”
上午九点，叶干武被押往河滩。阿贵也在民兵队里，走在最后面，手里攥着一样东西——那把旧军帽。昨晚叶干武塞给他的，帽檐里别着一根扁担楔子。“柴堆第三根扁担，抽出来。”叶干武当时只说了一句。
阿贵没敢当场看。到了河滩，趁人不注意，他把楔子抽出来，里面卷着一张小纸片。纸上写着几行字，是叶干武的笔迹：“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三日，西北军区联络部签发。起义人员证明编号零零四七。经手人：赵诚、周明远。”
阿贵不认识字，但数得出那串编号。他把纸片重新卷好，塞进自己鞋底。
枪响了。
河滩上的人陆续散去。阿贵落在最后，回头看了一眼。叶干武倒在沙地上，一只手还按在胸口位置——那里什么都没有了，证明信已经被撕碎，但那块布微微鼓起，像还装着什么。
十五年后，阿贵当了生产队长。清理旧仓库时，他从柴堆第三根扁担里又摸出一份同样的纸片——原来叶干武写了不止一份。他把两张纸片拼在一起，发现背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若我死，请将此交叶剑英本人。”
阿贵没敢寄。他把纸片用油布包好，埋在自家灶台底下。
又过了二十年，县里修志。一个年轻干事找到阿贵家，问他知不知道叶干武的事。阿贵从灶台下挖出油布包，递给干事。干事打开看了，问：“你为什么不早交？”
阿贵蹲在门槛上，像当年的刘队长那样点了一根烟：“早交，谁信？现在你们写志，要的是故事，不是人命。”
干事把油布包带回了县里。但县志最终没有收录叶干武的名字。只在“人物志·烈士”一栏最后一行，添了一句话：“叶干武，起义人员，1950年因案被处决，后经查属错案。”没有平反文件，没有追悼仪式，没有家属抚恤。
那张西北军区证明信的原件，始终没有找到。有人说被叶干武撕了，有人说在阿贵鞋底烂掉了，也有人说，1962年那个附注被放进档案盒时，就有人把原件抽走了。
只有河滩上那块沙地，每年涨水时还是会淹。水退之后，沙面干干净净，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