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长期腐败独裁，可是，有三个响当当的人物对他不离不弃，终生追随。
第一个，张群。
第二个，陈诚。
第三个，胡宗南。


1949年7月21日，蒋介石给张群去了一封信。
信里没有寒暄，只说四川事务责任不能辞，不要继续留在广州，应该赶快回四川。

南京已经失守，国民党政权一路向南退，西南成了仅剩不多的回旋地带，张群仍被推回这个正在塌下来的盘面。

同一个1949年，陈诚已经去了台湾。1月，他接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三七五减租开始推行，新台币也在这一年发行。乡镇公所重新登记租约，政府人员下乡检查地租，地主与佃农原来的租佃关系被行政力量重新调整。

陈诚手里的工作，已经从战场转向土地、货币和地方行政。

胡宗南还困在另一头。西北战局接连失利后，他退向西南，西昌也很快失守。到1951年，监察院已经正式提出弹劾胡宗南“丧师失地”。

昔日在西北掌握重兵的黄埔将领，此时面对的是战败责任，而不是升迁。

三个人被1949年的败局推到了三个完全不同的位置。张群负责收拾政治关系，陈诚提前经营台湾，胡宗南继续承担军事残局。蒋介石失去大片地盘以后，这三个人都没有另换阵营，也没有离开原来的党政军体系。

张群的作用很快从西南残局转回最高权力中枢。1949年12月，他脱险抵达香港，蒋介石随即去电，希望他前来会面。

1954年5月18日，张群出任总统府秘书长，一直到1972年5月28日才卸任，前后十八年。
总统府秘书长承总统之命综理府务，张群没有陈诚那样直接主持行政院，也没有胡宗南那样统兵，却长期站在蒋介石处理党政军事务的交叉口。

这个位置也把张群带进了威权统治最敏感的事务。1960年，雷震因筹组反对党等活动被捕并判刑十年。同年12月5日，张群以总统府秘书长身份致函驻美大使叶公超，信中涉及雷震案不再考虑减刑，并要求叶公超向美国方面进行说明。

张群在蒋介石身边承担的已不是私人陪伴，而是政权运转中的具体政治责任。

陈诚得到的权力比张群更实。台湾省主席之后，他又进入行政院，并担任副总统。

土地政策、货币调整、行政组织，都需要一套能够落到县市和乡镇的执行系统。1949年的三七五减租中，地方政府重新办理租约，县市人员下乡检查，发现超额收租还要退还。

陈诚掌握的这套行政机器，成为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后重新建立统治秩序的重要支柱。

但陈诚并没有因此变成只会点头的人。
1962年底，蒋介石反复考虑给美国总统肯尼迪写信，牵涉反攻大陆等重大问题，陈诚对信件内容持有保留，外交部长沈昌焕也提出不同意见，这封信最终没有顺利寄出。

1963年6月25日，陈诚又正式呈请辞去行政院长兼职，副总统身份仍然保留。
长期留在蒋介石体系里，并不等于三个人每一次都和蒋介石意见一致。陈诚可以在重大政策上保留意见，张群可以长期承担中枢政务，胡宗南则连战败弹劾都没有切断与这个体系的关系。

胡宗南付出的代价最直观。
他没有恢复大陆时期统率大军的地位，却又被放回军事系统。1955年至1959年间，他已以澎湖防卫司令部司令官身份主持政治训练和军事事务。1956年的国民兵训练讲词里，他把体魄、新式武器和服从领袖放在一起，要求受训人员承担海岛防务。一个曾经掌握西北广大区域的将领，此时的职权已经收缩到澎湖防区。

职位下降，政治关系却没有断。胡宗南留在军中，张群留在总统府，陈诚进入行政和副总统系统，三人的资源分别被放进军事、行政和中枢协调三个位置。1949年的大败没有让蒋介石身边所有旧部自动瓦解，反而把这些人的用途重新分配了一遍。

1962年，胡宗南去世。1963年，陈诚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两年后病逝。张群继续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直到1972年才离任。三个人没有得到同样的权力，也没有保持完全相同的政治意见，却都没有在蒋介石最困难的时候脱离其政治体系。

蒋介石在大陆时期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党国统治，国民党政权后期又被军事失败、财政危机和官僚腐败拖住。

退到台湾以后，他重新拼接的也不是原封不动的旧班底。

胡宗南的兵权被压缩，陈诚的行政权扩大，张群则长期守在总统府。

三个人所谓“不离不弃”，最终落在三种具体行动上：有人在被弹劾后继续守海岛，有人在政策分歧中继续主持政务，有人在威权政治的中枢替总统府处理敏感事务。

到胡宗南、陈诚先后去世，张群退出秘书长职位时，他们留给蒋介石的早已不只是私人情分，而是一套仍能继续运转的军队、行政和政治联络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