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方面，由褚松窗辅助他，宾主二人相处得十分融洽。端方于是任命况公为大通盐局长，年俸有八万元。民国建立后，他在上海三马路开了一家叫“琅嬛书室”的书店，结果被店员蒙骗，本钱全亏光了，只好靠卖文为生。他的第一笔生意，是我朱家的一个表舅父痛失爱妾，他儿子突发奇想，请况公代笔，模仿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写一篇《某某忆语》，约定每则不管长短（二三十字也算一则），润笔费一元，写得越多越好。况公想象力丰富，无中生有，三天就写了三百多则，朱甥非常满意，印了几百册送给亲友。这是况公当时亲口告诉我的。

况公写了《蕙风词话》五卷，大多谈论作词的方法，提出了“重、拙、大”三要，还解释说：“所谓‘重’，就是沉着，体现在气格上，而不是字句上。”在卷一的开头两则里，他还专门解释了“诗余”这个词：“……唐宋以来，那些学问高深、志趣高雅的人，都喜爱并专精于此，称之为‘词学’，这是一种独创的学问，并非依附于诗歌的旁支。见识浅陋的人把词叫做‘诗余’，这哪里是通达的看法呢？”又说：“‘诗余’的‘余’，是‘盈余’的意思。唐人早上写成一首诗，傍晚就谱上曲子演唱，常常觉得声律节奏太紧凑，就加上和声，再用实字填进去，就成了词。词的情致、文采和节奏，都比诗歌更有余韵，所以叫‘诗余’。按世俗的说法，以为词是诗歌的剩余部分，那是误解了这个‘余’字。”

全书五卷，他从不吹捧同辈好友或其他近人，唯独对纳兰容若的《饮水词》反复提及，其中一则说：“不能写寒酸的话，即便是愁苦的内容，也要用华贵的语言表达出来，饮水词人（纳兰性德）之所以是李后主转世，就是这个原因。”朱古微先生常对人说，《蕙风词话》是况公流传千古的佳作，不像前人袁枚、近人陈衍的诗话，专门以互相吹捧为乐。不过书中有一两处提到我的岳母卜清似夫人时，倒是不乏赞美之词，比如：“清似学着写小令，还没完全入门……但读到她用刘仲尹‘柔桑叶大绿团云’的句意时，只用一个‘大’字，就写出了桑叶的神韵，还有别的字能替换吗？这话差不多算懂点用字的方法了。”这也算是未能免俗，随口说说罢了。

朱、况两位先生，都葬在湖州道场山。1966年，朱丈的墓先被挖开铲平，尸骨散落一地，想来况公的墓也难保了。他的长子又韩，至今都不肯跟我内子提起这件事。

另外，乙丑年春天，况公已经六十七岁了，却迁居苏州，目的是为了寻欢纳妾。当时朱古微、冯君木两位先生苦苦相劝，他都不听，不久就聘了一位理发师的女儿施氏，入秋又搬回了上海。到丙寅年七月他去世那天晚上，我才第一次见到这位新夫人，确实是一位端庄的小家碧玉。没过多久，况公的长子（大先生）就逼她回苏州改嫁，她临走时还发誓说绝不嫁人。到丁卯年春天，突然接到她父亲的电报，说施氏已经死了，让他赶紧去苏州办丧事。大先生故意拖拖拉拉，很晚才动身，等他赶到灵前，死去多时的施氏忽然睁开眼睛瞪着他，吓得他魂飞魄散，只能办了一场风光的后事，并遵照她的遗言，把灵柩送到道场山，附葬在况公墓旁。所以冯君木先生为况公撰写墓志铭时，特意写道：“侧室施氏附葬公墓，遵从她的遗愿。”一个已经死了三十多个小时的人，还能对着她怨恨的人怒目而视，这真是无法解释的怪事。

附记郑大鹤一二事

郑文焯，字小坡，号大鹤，斋名石芝西堪。他本是满洲人，民国建立后，才在前面加了“郑”这个汉姓。他的词写得极好，名满天下，这就不用多说了。从北方南来后，他就长期住在苏州护龙街，靠考据金石、作画、刻印自娱。他家附近有一家碑帖刻字铺叫“汉贞阁”，店主唐伯谦和他关系极好，所有金石拓片都由唐家装裱，再让学徒钱瘦铁（当时还叫钱根山）送过去。郑文焯很喜欢钱瘦铁这个好学的少年，教他篆刻和书画。早年陈蒙庵曾买到他两本遗著笔记，里面发现了他写给别人的信，有的一式好几份，仔细看下来，有的句子不够雅驯，有的字用得不妥，甚至写错了字，他都一定要重新写过。这就是所谓“落笔就要想到流传千古”，也是他成名的原因之一。后来听钱瘦铁说，郑老师不擅长经营生计，最后穷困潦倒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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