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南京时第一个冲进总统府的我军营长，他日后的命运如何发展？

1949年4月23日凌晨两点，南京城里仍残留的路灯兀自亮着，光华门内却悄无一人。枪声远在城南，三十五军三营的突击排已经越过门洞。有人压低嗓音提醒：“营长，旗杆在那边！”管玉泉点点头，只留下三个字：“跟上来。”
再往前推十多年，1930年代末，山东新泰乡下的一个傍晚，十八岁的管玉泉拿着父亲留下的旱烟杆，说出了参军的理由——“鬼子来了，总得有人挡着。”没人想到，这个愣头青后来会站在南京的旗杆下。胶东夜袭时，他带着四个人翻进据点，突开一枪，把五名日军逼回房屋。老兵感慨，“这小子脾气冲，打仗却稳得很。”

1948年冬，在安徽全椒的河滩上，他对刚补入的士兵示范冲锋手势，风一吹，篝火里的灰烬乱飞，谁也不会将这番枯燥讲解与四个月后的总统府联系在一起。那时三大战役已定胜负，长江成了国民党最后屏障，华东野战军被要求“越江即越雷池”，三十五军负责东集团最靠前的突击口子，南京自然成了目标。
4月21日夜，信号弹划过江面，炮火顺流声势浩大。三营乘坐机帆船抢滩龙潭，登岸后一路北抄小路，赶在天亮前贴近南京城。城防溃散比想象更快，4月22日晚十点，守军甚至没来得及点燃预埋的炸药，光华门外护城河的浮桥完好无损。管玉泉摆摆手，队伍鱼贯而过。

进城后的夜色潮湿，脚步声在青石板上“哒哒”作响。总统府东门半掩，一个看门士兵举手示意想讨个“通行条”，管玉泉抬枪一指胸前臂章，对方愣在原地，不再多话。两点十分，他在院心找到了那面青天白日旗。麻绳一扯，破旧的旗面落下，随身带的红旗迅速打结、升起。帆布“啪啦”作响，院内的榆树叶被夜风卷得满天乱飞。战士们压低声音却依旧兴奋，“总算抢在天亮前挂上了！”
当天下午五点，《新华日报》号外送到前线指挥所：南京解放。电台里还有一句补充——“某部首先攻入总统府，拔敌旗、升红旗”。没有署名，连营部记录都只是草草记了“行动完成”。于是后来有人趁空当对外声称“首入总统府另有其人”，一时间媒体争相引用，弄得真伪莫辨。

上世纪九十年代，已在福州养病的管玉泉听说此事，只淡淡一句：“旗子可以褪色，事实褪不了。”随后，他把当年那本浸过水的作战笔记交给几位老战友，又翻出三十五军战报、奖励通报。大家合写了一封报告递到原军部队领导手中。军区很快成立调查组，党史专家去了南京档案馆，又跑到当年突击船的出发地查名册。几个月后，《解放军报》整版刊出调查结果：1949年4月23日凌晨2时10分，华东野战军三十五军一〇三师三营最先进入总统府并升起红旗，营长管玉泉指挥。
这一纸澄清，不是为了某个人的功劳簿，而是在提醒后人，一线官兵的经历需要被准确认领。没有档案、日记、口述的交叉印证，战场硝烟散尽后，很多细节转眼便被潮水带走。有人感叹，三营“冲得最快，写总结却最慢”，可正因如此，幸存者的记忆显得更珍贵。

战争结束后，军队开始大规模整编。1950年初，管玉泉调任师副职，又被派到福建宁德军分区参加海防建设。山高路险、营房简陋，他却经常把“渡江时划船的劲头”挂在嘴边，官兵喊他“老管”，哪里需要筑炮阵地，他总是第一个扛锹上山。转业地方的邀请也来过几次，他一概谢绝，说自己“只会带兵，不会算盘珠子”。
2011年8月27日，福州的蝉声还有些聒噪。那天清晨，管玉泉合上昔日笔记，静静离世，终年90岁。桌上放着的，是那份经过反复折叠的军报。仔细看，折痕把那行加粗小字磨得发白：三十五军三营首次进入南京总统府，营长管玉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