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1年，刘曜攻陷洛阳，抓走了晋怀帝，公元316年，刘曜又拿下了长安，抓走了晋愍帝，西晋就此灭亡。

311年，长期控制朝政的东海王司马越病死。他的灵柩由大批官员和军队护送东返，途中却在宁平城一带遭到石勒突袭。西晋一批重要将领、官员和精锐士兵死于此战，原本就兵力空虚的洛阳，几乎失去了最后一支可以在城外作战的力量。
当时的洛阳早已不是过去那个繁华都城。城内缺粮，百姓不断外逃，官员也各找出路。汉国看到机会，随即发动进攻。呼延晏率军先逼近城下，王弥抢先攻入洛阳，刘曜随后带兵赶到。几支军队临时合力，西晋守军根本无力抵挡。
晋怀帝司马炽曾想离开洛阳，转往长安，但道路已经被切断。城破之后，他被汉军俘获，随后押送到平阳。宫殿、官署和宗庙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官员和百姓死于战乱。西晋虽然还有一些地方势力，但失去洛阳和皇帝之后，中央朝廷实际上已经被打散。
洛阳刚刚拿下，胜利者内部便闹起了矛盾。王弥认为洛阳地处中原，城墙、宫殿和道路都是现成的，完全可以把汉国都城从平阳迁来。刘曜却认为天下尚未平定，洛阳四面容易受敌，一旦迁都，必须长期投入大军防守，因此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这场争执背后，其实是军权和地盘之争。王弥最早攻入洛阳，自认为功劳最大，希望借洛阳扩大自己的影响。刘曜不愿让他坐大，两人从此互相提防。王弥随后准备返回青州发展势力，还暗中联络曹嶷，打算找机会对付石勒。
没想到，王弥派出去的使者刘暾，半路被石勒的巡骑抓住，密信也落到了石勒手中。石勒没有马上翻脸，而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等王弥实力减弱、身边将领不断离开后，石勒又主动示好，把他骗到宴席上杀掉，随后吞并了王弥的部众。
这件事很能说明当时的局面。攻打洛阳的刘曜、王弥和石勒，并不是上下统一的一支军队，他们只是暂时有共同目标。洛阳一破，几个人马上各算各的账。西晋若还有完整的军队、稳定的粮道和能够服众的朝廷，本可以利用对手之间的矛盾争取喘息，可惜它已经虚弱得接不住这样的机会。
洛阳失守后，西晋并没有立即从名义上消失。秦王司马邺辗转进入关中。312年，关中晋军重新控制长安，把司马邺迎入城中，立为皇太子。313年，晋怀帝在平阳遇害的消息传到长安，司马邺才正式即位，这就是晋愍帝。
这个重新搭起来的朝廷，看上去有皇帝、有百官，也有自己的年号，实际底子非常薄。长安人口凋零，车马、官服、印信都不齐全。司马睿控制江东，司马保据有秦州，刘琨坚守并州，名义上都承认长安朝廷，但真正能够送来的兵马和粮食十分有限。
晋愍帝不断下诏，要求各地出兵勤王。诏书写得很急，响应的人也不少，可真正赶到长安并愿意拼命的将领并不多。各方首先考虑的，还是自己的兵力和地盘。谁都担心把本钱耗在关中，回头反而被别人吞掉。
刘曜也不是到了316年才进攻长安。313年、314年间，他已多次率军进入关中，有时逼近长安，也曾被麴允、索綝等晋军将领击退。可每打一次，长安的家底就薄一层。城外农田无法正常耕种，西边的贡赋逐渐中断，城中主要依靠凉州断断续续运来的粮食维持。
316年，刘曜再次大举出兵。他先攻下北地郡，又向泾阳推进，渭北不少城池接连失守。长安通往外面的粮道很快被切断，城里的人出不去，外面的粮食也送不进来。几路晋军援兵赶到霸上，却因畏惧刘曜，又互相观望，始终没有形成合力。
司马保派来的将领胡崧曾经击退刘曜，但他担心长安获救以后，麴允和索綝的势力会变得更大，于是没有继续进兵，很快带军撤走。都城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外面的将领仍在计算谁会得到好处，西晋的败局也就再难挽回。
到了十月，长安城中的粮价高得惊人，饥饿的人越来越多，逃亡和死亡不断增加。麴允找不到正常粮食，只能把仓库里酿酒用的曲饼煮成粥，送给晋愍帝充饥。城中的官员、士兵和百姓，已经看不到援军到来的希望。
晋愍帝明白，继续守下去，只会让更多人死在城里。他派人送出降表，随后出城向刘曜投降。刘曜接受投降后，将晋愍帝和一批大臣押往平阳。五年前，晋怀帝从洛阳被带走；五年后，晋愍帝又从长安被带走，西晋至此正式结束。
从洛阳到长安，表面看是刘曜连续攻下两座都城，背后却是一条十分清楚的败亡过程。宗室内战耗尽军队，权臣争斗削弱皇权，地方将领拒绝统一调度，粮道断绝后又没有可靠援军。两位皇帝被俘，只是这些问题最后集中显露出来的结果。
在我看来，西晋灭亡最值得琢磨的，并不是某一场仗少了多少兵，而是这个朝廷已经失去了让各方共同承担风险的能力。洛阳周围并非完全没有军队，长安城外也不是没有援兵，可人人都怕自己先吃亏，宁可保存实力。一个王朝到了危急时刻，真正可怕的不是城墙不高，而是再也没有人相信，自己今天拼命守住的东西，明天还能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