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日本战犯中野久勇谎称拉肚子去上厕所，窜到一间办公室，直接翻窗跳出，然后撬开铁丝网，越狱潜逃，去向不明。

这起事件发生在1947年12月14日夜里十点多，地点在上海江湾国防部战犯监狱。

中野久勇并非普通的日本士兵，他曾是崇明宪兵队特高课课长，接受过极其严格的特工训练，精通伪装，能说流利的中文。

从被关进监狱的第一天起，他就在暗中寻找这里的防备漏洞。

而当时的江湾监狱，虽然名义上由国防部直辖、设有少将典狱长，但内部管理已经松懈。

由于当时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监狱建设经费迟迟无法到位，外围本该修建的高大砖墙被临时用带电铁网代替。

加之冬季天气严寒，看守人员薪资因通货膨胀而大幅贬值，导致值班人员思想懈怠，夜间巡查走过场。

中野久勇看准了这一漏洞，在深夜以腹痛为由骗过看守。

值班看守未加防备，任由其独自走入拐角，自己则留在走廊抽烟。

中野久勇随即潜入未上锁的办公室，翻窗而出，利用暗中备好的工具切断铁丝网电源并撬开缺口，消失在夜色中。

越狱后的逃亡过程十分曲折。中野久勇逃出后，并没有立刻顺利藏匿。

根据上海市监狱管理局解密档案和历史记录，他在潜逃途中曾被嘉定当地的保安局和地方武装当成可疑难民抓获，并在嘉定关押了二十多天。

但在那次关押中，凭借出色的心理素质和流利的中文口语，他瞒过了地方看守的审查，未被识破真实身份，随后被当作普通流民释放。

这次意外脱险后，中野久勇更加警惕。他避开了搜查严密的城区，选择潜入城郊难民聚集、人员成分极其复杂的贫民窟。

当时由于战乱，大批外地难民涌入上海郊区，棚户区混乱不堪。

中野久勇换上破旧的平民衣服，白天靠帮人推车、打零工维持生计。

这种与底层苦力无异的生活方式，加上他深厚的反侦察功底，使他在接下来的搜捕中隐匿了86天。

战犯越狱的消息让当时的社会舆论一片哗然。

典狱长邹任之在事发三天内被撤职并押送南京查办，全城军警配合地方保甲开展大范围搜捕。

由于几天后当地报纸将此事公开报道，市民对看守人员玩忽职守、放走双手沾满鲜血的特高课恶魔感到愤怒。

然而，大范围的搜捕并未在棚户区取得突破，最终终结这场逃亡的，是两名便衣侦探的职业敏感。

1948年2月28日下午，两名便衣侦探乘坐三轮车出行。

在路过一处斜坡时，为了赚取微薄的零钱，中野久勇主动跟在车后帮着推车。

推到平地后，侦探掏出一张大额钞票递给中野久勇，要求他找零。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顺口聊起了当时飞涨的物价。

中野久勇在搭话时主动提及：“大饼市价三千。”就是这一句街头闲聊，让他暴露了身份。

在说出“大饼”的“大”字时，他的发音有些生硬，带着无法抹去的日语腔调。

两名办案经验丰富的侦探立刻察觉到这一异样，当场将其按倒在地并戴上手铐，经核对无误后，确认他就是失踪多日的日本战犯。

中野久勇重新落网后，当局将其直接关押入防范极其严密的提篮桥监狱。

1948年4月8日，在法庭完成所有审判程序并确认其罪行后，中野久勇被依法执行枪决。

这名双手沾满抗日志士血迹的刽子手，最终未能逃脱法律的严惩。

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虽然利用了管理机制漏洞、经费短缺和看守懈怠成功越狱，甚至在嘉定死里逃生，但最终还是败在了日常生活的细节和老百姓最熟悉的街头小吃读音上。

旧社会治理的溃败，使得惩治凶手的工作一波三折，平白让社会承担了巨大的安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