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大特务沈维翰对戴笠说： “二组组长李时雨是内鬼”，戴笠听后，说：“我很了解他，他不是。”

1945年，抗战胜利。汪伪政权土崩瓦解。李时雨没有归队。组织下达新任务：顺势潜伏，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

经余祥琴引荐，李时雨进入军统。戴笠亲自审查。戴笠看重的，正是李时雨极其耀眼的“汉奸”履历。

早在1939年，李时雨奉命冒充北方国民党代表，打入汪精卫集团内部。他凭借出色的法学功底和办事手腕，深得头号汉奸陈公博赏识。从伪立法委员，一路升至上海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被授予汪伪少将军衔。

在这期间，他屡建奇功。汪精卫私下透露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卖国条款，被他第一时间传回延安，党中央借此向全国揭露，舆论大哗。1942年，他又搞到日伪军春季清乡完整作战方案。新四军陈毅据此提前反制，粉碎大围剿。陈毅曾拍案惊呼，这份情报价值抵得上一个师。

官越做越大。李时雨也会怕。他曾托妻子向组织诉苦：“官职越做越大，心里发慌。”

上级的回复冷峻决绝：“大胆往上爬，位置越高情报价值越大。”

他爬到了顶峰，活过了抗战。戴笠认为，能在汪伪内部身居高位且游刃有余，办事干练，必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李时雨被任命为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第二组组长，授上校衔。

但危机很快降临。

军统老牌特务沈维翰，盯上了李时雨。沈维翰像一条嗅觉灵敏的猎犬。他翻阅卷宗，不看功劳，只找疑点。终于挖出一个致命破绽：李时雨的妻子和弟弟，早年曾因“共党嫌疑”，被日军宪兵队逮捕入狱。

特务办案，不需要铁证，有嫌疑就足够。

1946年初，沈维翰整理出厚厚的材料，越级上报。举报信摆在戴笠案头。沈维翰目标明确：上海区二组组长李时雨通共，要求立即实施抓捕。

深海潜伏，最怕内部起疑。

戴笠生性多疑，杀人如麻。但他拿着举报信，没有立刻下达逮捕令。戴笠有自己的逻辑：李时雨在汪伪政权周旋多年，深得陈公博信任，手里沾过血，办过案，绝不可能是中共卧底。为了稳妥，戴笠叫来另一名亲信李国章，暗中征询意见。

历史的剧本，往往比演义更荒诞。戴笠绝对信任的李国章，真实身份，正是中共地下党员。

李国章面不改色。他顺水推舟，将李时雨的业务能力和忠诚大加赞赏，顺势打消了戴笠仅存的疑虑。

戴笠提笔，给沈维翰回了一封明码电报。：“李时雨过去打入敌人内部有功，工作很出色，我很了解…… 不可逮捕。”

白纸黑字，戴笠亲自作保。沈维翰碰了钉子，只能闭嘴。调查案卷被封存。

李时雨涉险过关。他留在军统，继续完成任务。国民党部队调动计划、军统抓捕地下党名单、破坏解放区方案。一份份要命的绝密文件，经他之手，源源不断送达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张执一处。军统的屠刀还没举起，地下党就已经安全转移。

这层保护伞，全靠戴笠一人的主观判断。

1946年3月，一架飞机在岱山坠毁。戴笠机毁人亡。靠山倒了。

同年9月，沈维翰毫不犹豫翻出旧案，重启追查。这一次，没人再下令“不可逮捕”。军统突击抓人。李时雨被捕入狱。

狱中，酷刑轮番上阵。李时雨咬碎牙关，坚决不吐露半个字。他搬出法学功底，在审讯室里跟特务咬文嚼字，死不认账。军统拿不到口供，又忌惮他曾经的背景和盘根错节的人脉，不敢贸然处决。案件变成死案。

李时雨在黑牢里硬扛了三年。

1949年初，上海解放前夕。时局动荡，国民党大势已去。党组织动用重金，多方打点疏通。李时雨被成功保释。他迅速转移香港，随后北上，重归组织。

1949年4月，北平香山。一代传奇特工，终于洗净铅华，站在阳光之下。建国后，曾在联络部、事务局等部门任职。1999年去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