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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体制内退休费太高”的问题,经济学家毛振华在去年9 月 21 日曾公开提出

关于 “体制内退休费太高”的问题,经济学家毛振华在去年9 月 21 日曾公开提出:“当前退休金与在岗工资相比是不是太高了一点,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这番公开表态之所以能迅速引发全网热议,并不是单纯的专家言论博眼球,而是精准戳中了当下普通打工人、企业退休人员最真实的生活痛点。

在基层乡镇和县域教育体系中,大量在岗的公办教师属于标准体制内在岗人员,日常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学生管理工作,早晚值守、课后辅导、各类教研任务常态化,工作强度并不轻松,而这类基层在岗教师的月度实际到手工资,大多维持在四千多元的水平,扣除五险一金之后,可支配收入更低,只能维持普通的家庭日常开支。

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等工龄、同等职级退休后的基层教师,每月退休金能够稳定达到八九千元,退休之后无需在岗劳作、不用承担工作压力,收入反而直接翻倍,远超自己在岗时的薪资水平。

这种在岗辛苦赚钱少、退休清闲拿高薪的反差,放在任何一个普通家庭和职场环境中,都是极具冲击力的现实对比。

很多人会片面误解,认为体制内退休金偏高是合理的岗位回报,毕竟体制内岗位稳定性强、纪律性强,存在一定岗位特殊性,但从社会分配的底层逻辑来看,养老金的核心定位是社会保障兜底,是保障老年人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求,而非终身岗位福利的延续。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初衷,是通过全社会统筹调配财富,均衡保障所有参与社会建设的劳动者的晚年生活,实现社会财富的二次公平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缓解阶层分化,而不是打造专属群体的终身高薪福利。

简单来说,养老金的作用是兜底温饱、保障基本生活质量,让老年人无需劳作也能安稳度日,而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超额的财富回报,应当依靠个人年轻时的财富积累、家庭储备、商业养老补充,而不是依托公共社保资源,享受远超社会平均水平的超额待遇。

客观来讲,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体制内岗位的劳动价值,体制内工作人员长期坚守基层服务、公共管理、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工作稳定性强、纪律约束严格、岗位责任重大,部分基层岗位工作压力和劳动强度并不低,享受合理的养老保障、岗位福利是理所应当的,合理的待遇保障是稳定公共服务队伍、保障社会公共事业正常运转的基础。

但合理保障不等于超额红利,养老待遇可以适度体现岗位价值差异,但不能出现倒挂式、断层式的差距,更不能脱离社会整体薪资水平和民生现状。

在全社会绝大多数在岗劳动者薪资有限、退休保障薄弱的大环境下,一小部分群体享受远超社会平均标准、远超自身在岗薪资的退休金,本身就不符合社会公平原则,也不符合社会保障统筹发展的初衷。

当下最大的矛盾点就在于,现行的部分养老分配机制,已经偏离了社会保障的兜底初衷,变成了固化的阶层福利红利。

体制内退休人员的高额退休金,并非完全依托个人社保缴纳积累,更多依靠财政统筹补贴支撑,而财政统筹的所有资金,全部来源于当下在岗所有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其中就包含薪资微薄、养老金偏低的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和基层劳动者。

这就形成了一种不合理的代际供养格局,当下辛苦劳作、创造社会主要财富的年轻在岗群体,自身薪资增长乏力、生活成本居高不下,还要通过社保统筹、财政税收等方式,供养一部分退休后待遇远超自己在岗收入的群体,这种付出和回报不对等的现状,不仅会加重年轻群体的生活压力和心理落差,长期下来还会挫伤全社会的劳动积极性。

毛振华此次公开发声的深层意义,并不在于否定体制内群体的养老权益,而是直面当下养老体系存在的结构性漏洞,呼吁社会正视分配失衡问题,推动养老体系更加公平、均衡、可持续。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社保统筹的压力逐年递增,未来年轻劳动力占比会持续下降,供养压力会进一步加剧,如果继续维持当下部分群体退休金过高、待遇差距过大的格局,不仅会加重财政和社保体系的负担,还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养老体系的改革优化,核心应当是拉高底层保障水平、缩小群体待遇差距,补齐企业职工、城乡居民的养老短板,让所有劳动者的晚年生活都能得到基本保障,而不是维持少数群体的超额福利。

正视退休金与在岗薪资的失衡问题,不是否定任何群体的贡献,而是为了让整个社会的分配体系更加合理、更加公平,让每一位为社会发展付出劳动的普通人,都能得到对应的尊重和保障,让年轻群体的劳动付出更有价值、未来生活更有盼头,让老年群体的养老保障更加均衡普惠,真正实现全社会的互利共赢、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