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徒干活时，顺耳听来一副方子，背地里瞒着师傅，偷偷配药试手。等手艺和人脉攒够了，二话不说辞工单干。谁能想到，短短20年后，他竟捣鼓出一个，能跟同仁堂平起平坐的百年老字号！

先说清楚，这事儿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

那时候，同仁堂已经在北京扎根几十年，皇家御药房指定供货商，金字招牌，京城上下谁不知道。药铺行当有句老话：北有同仁堂，那是给皇上备的药；南边的老百姓，就只能各凭本事找大夫，碰运气。

这个人叫雷大升，字允上，1696年生于苏州附近，家境普通，读过几年书，没什么路子，十来岁被人介绍进了苏州一家药铺当学徒。

清朝药铺的学徒，没有什么浪漫可言。称药、捣药、碾药，扫地打杂，轮流守夜，从睁眼忙到闭眼。但有一件事，任何人都不会让你碰——方子。

方子是师傅的命根子。

一副好方子，少则传了几十年，多则传了几代人，宁可带进棺材，也不往外透半个字。铺子里学徒一抓一把，个个眼睛亮，但没一个人能摸到那叠方子的边儿。

但雷大升不一样。

他干活儿的时候，嘴上不说话，眼睛和耳朵却一刻不停。掌柜侧身拿方子，他记角度；师傅抓药，他数克数；大夫问诊，他在外间捣药，耳朵跟着人声转。脑子里的东西越攒越多，回了宿舍，拿纸写下来，日积月累，方子的骨架渐渐有了形状。

转折发生在某一天，一位外请的老大夫来铺子里坐诊。

这大夫不常来，专程从外地请的，诊金贵，号也难挂。那天他坐在内堂，和掌柜说话，声音压得很低。雷大升在外间忙活，没人注意他，但他把每一个字都听进了耳朵——

蟾酥、麝香、牛黄、珍珠、冰片、雄黄。

六味药材，大夫说的不是完整配方，更像是随口提到的几个名字。但这六个字，点醒了雷大升。

这东西有个名字——六神丸。

外头早有传说，说这方子能治喉头肿痛、痈疮肿毒、无名疔疮，一粒入口，见效奇快。但全方从没人公开过，各家各户都藏着掖着，谁也不肯亮出底牌。

雷大升把听来的六味药材写下来，对着药典，翻着本草，自己推敲配比，自己补全缺的细节。他不敢在铺子里动手，就省下工钱，悄悄买了点药材，带回宿舍，用最简陋的工具，一次次调配，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推倒重来。

这事儿整整瞒了两年多。

第一次亮出来，是因为一个孩子。

邻居的儿子喉咙发炎，高烧不退，大夫来了三个，药开了一副又一副，见效都慢，家里急得团团转。雷大升没声张，就说"你们试试这个"，拿出来一粒。

一天退热，两天见效。

那之后，他开始悄悄给人看诊，每治好一个，口碑攒一分，攒了几年，在苏州小圈子里有了名声。
等时机到了，他辞了工。

乾隆元年前后，雷大升在苏州闹市区盘下了一间小铺，两间门面，挂出招牌——诵芬堂。他自己坐诊，自己配药，主打的就是那粒六神丸。

铺子开张头几年，算不上风光。来的人不多，靠的是老主顾介绍新客，一传十，十传百，一点一点往外扩。

真正让雷允上三个字在苏州打响，是靠一场瘟疫。

那年夏天，苏州城里流行喉症，轻的肿痛难咽，重的高烧不退，大街小巷都是病人，郎中排不上队，药价涨了又涨。雷大升看在眼里，做了一个当时很多人没想到的决定——

他把库里存的药材全部拿出来，按方大批配成六神丸，装好分包，摆在铺子门外，贴出告示：贫苦病患，凭告示取药，分文不收。

伙计们搬了一箱又一箱出来，来取的人从门口排到街角。雷大升站在旁边，一个一个看，嘱咐用法，嘱咐忌口，一站就是一整天。

那一年，整个苏州记住了"诵芬堂"三个字。

此后二十年，铺子越做越大，六神丸的名声随商路向外走，向南进广东，向东出上海，向北抵京津。清朝中后期，"北有同仁堂，南有雷允上"这句话，在药铺行当里几乎无人不知。

两家并列，南北分治。

但雷大升大概没想到，他当年那半副听来的方子，后来会惹出一场闹了几百年的官司。

六神丸配方，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一本烂账。各家药铺拿着各自的版本，都说自己是正宗，都说别家是山寨。成分差一味，配比差几分，都拿出来当证据，打得不可开交。

同仁堂有六神丸，雷允上有六神丸，后来上海的城隍庙里也有六神丸。谁是正本，谁是盗版，到今天都没有定论。

这就是中医药行当最叫人哭笑不得的地方——好方子从来没有秘密，因为效果摆在那里，藏不住；但好方子又永远是秘密，因为每家都有自己的版本，谁也不肯交底。

雷大升晚年，见过了诵芬堂从两间门面扩张成苏州最大药号的全过程。他死的时候，铺子已经传到了第二代，六神丸已经是中国卖得最好的成药之一。

1949年后，雷允上公私合营，并入国营体系，但招牌没丢。今天你去上海或苏州的老药房，还能见到"雷允上"三个字挂在门头，那粒六神丸，现在一年卖出去的数量，以亿计。

从乾隆年间到今天，将近三百年。

【主要信源】
《雷允上诵芬堂史略》，苏州市档案馆馆藏地方志资料
《中国药业史》，郭恩深著，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7年
《六神丸考》，《中华医史杂志》，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