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28日，北平南苑阵地彻底崩解，赵登禹将军在突围途中遭遇日军精准伏击，壮烈殉国。长期以来，外界多将此次将星陨落的罪责归于汉奸潘毓桂，但若比对日本华北驻屯军战报、二十九军留存军务密档、北平伪政权人事卷宗三方原始史料，便可还原出最接近真相的残酷事实：潘毓桂泄露的是战区整体驻防部署，属于宏观军情外泄；真正掌握赵登禹当日突围时间、行车路线、护卫编队，为日军提供绝杀级精准情报的，是二十九军南苑军部机要参谋——周思靖。

相较于公开附逆、身处明处的傀儡汉奸，周思靖的背叛更为阴毒致命。他的叛国并非战败后的苟且投降，而是战前就已生根的主动倒戈，是深度潜伏在二十九军的巨恶内奸。
周思靖是浙江人，青年时期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骑兵科。数年日式军事化熏陶，彻底重塑了其立场与认知，其个人价值体系完全依附日本军政体系，与日方特务、驻华军官群体建立了稳固私交，民族观念早已崩塌。
归国后，他凭借专业军事素养与流利日语，顺利进入二十九军军部，出任少校参谋，同时兼任日军华北驻屯军顾问樱井的专属翻译。
双重身份赋予了他独一无二的便利。他可以自由出入军部机要会议，掌握高层作战部署、部队调动指令、将领行踪安排，手握普通军官无法触及的核心机密，成为埋伏在平津抗战最前沿的隐秘棋子。

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战局迅速恶化，二十九军孤军死守南苑，浴血抵挡日军猛攻。
1937年7月28日，防线全线溃败，为留存有生力量，赵登禹在军部紧急制定突围计划，部署撤离路线与出发时间。此次部署极度机密，仅限寥寥数名高层知晓，全军将士拼死御敌，无人猜忌同营同僚。
这份军人的信任，被周思靖彻底利用。在战事最惨烈、家国最危急的关头，他毫无底线，第一时间将赵登禹的全部突围细节单线密报日军。依据这份精准情报，日军在天罗庄路段提前布设重兵与重火力伏击圈，形成致命合围陷阱。
当赵登禹车队驶入伏击区域，炮火骤然齐发，车队瞬间遭毁灭性打击，混战之中，赵登禹中弹殉国，成为全面抗战初期陨落的最重要国军高级将领之一。此战失利，非兵力不敌，实乃内奸卖阵所致。

赵登禹殉国，北平沦陷次日，周思靖不再维持任何伪装，彻底投靠日伪势力。他随同日军入城，在溃散的国军残部中大肆散播投降言论，瓦解残余军心，为日军平稳接管北平制造舆论条件。
潘毓桂筹建北平伪警察系统之初，周思靖主动投效，奉上自己掌握的绝密名册，详细记录着滞留平津的二十九军官兵、潜伏人员及其家属住址。
这份名册直接导致大批隐蔽待机、意图重整抗日力量的爱国军人暴露身份，惨遭日伪搜捕迫害，平津地区苦心构建的地下抗日网络，遭遇了毁灭性打击。
因附逆态度主动、熟悉中方军务体系、对接日方高效得力，周思靖迅速得到伪政权的破格重用。1938年，潘毓桂调任伪天津市长，随即提拔周思靖出任伪天津市警察局长，将华北重镇的治安管控、侦缉肃反大权全权交付。
主政天津期间，周思靖行事酷烈、媚日无度。
他在全城推行严苛的文化肃清政策，大规模查禁、焚毁爱国书刊，彻底封杀民族思想传播渠道；同时持续针对二十九军残余官兵、进步学生、民间爱国志士展开地毯式搜捕，一年之内抓捕爱国民众百余人，多名抗日骨干被直接处决。
为博取日方绝对信任，他屡次绕过伪市府行政体系，直接对接日本宪兵队密报邀功，钻营姿态极尽卑微，也因此与上司潘毓桂产生无法调和的权力矛盾。
1939年，潘毓桂借狱政事故借机发难弹劾，周思靖被免去天津伪警察局长职务，黯然离开平津权力核心。

失势之后，周思靖毫无悔罪隐退之意，依旧执着于在伪体系内钻营仕途。他南下投奔南京汪伪政权，凭借早年留日资历与平津附逆的所谓“功绩”，继续被日伪视作可用心腹。
1942年，周思靖出任伪徐州市长，执掌苏北沦陷区地方政务。任职数年间，他严格执行日军清乡政策，强化保甲连坐管控，严查地下抗日交通线，疯狂征调粮食物资与劳工，残酷镇压民间抗日活动，持续为日军侵略战争输送资源，长期祸乱苏北民生。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开启全国肃奸工作，作恶多年的周思靖随即被捕入狱，以汉奸罪判处长期监禁，羁押于上海监狱。
此后国内内战爆发，政局动荡，大量汉奸案卷被迫搁置，终审迟迟未落地，周思靖得以在狱中苟延残喘数年。
1949年之后，新生人民政权重启全国汉奸案卷全面复核清算，对所有遗留伪职人员的罪行逐一重审核验。司法机关逐条查实周思靖全部罪孽：战前深度潜伏、主动通敌叛国；战时出卖抗日名将，直接造成英烈阵亡；沦陷区内大肆捕杀爱国志士、摧残抗日力量；长期出任伪职，协助日军殖民统治、掠夺国民资源、镇压民众反抗。
相较于乱世中被动附逆、苟且保命的普通伪职人员，周思靖的罪行性质极端恶劣，其一生附逆全程主动、步步钻营、无胁迫、无妥协、无任何悔过自新的举动，是彻头彻尾的主动叛国者。
镇反运动期间，经人民法院终审裁定，周思靖罪无可赦、民愤极大，最终被依法判处死刑、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