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张作霖让陶治平拿着50万大洋去上海买军火，他却在赌场全输掉了，张作霖却说：“再给他寄100万，50万买军火，50万把钱赢回来！”

1919年春天，奉天的风还带着凉意。

张作霖盯着报纸中缝的广告，手指停了很久。

德国战败了，克虏伯兵工厂的全套设备，要拆了在上海拍卖。

那时奉军已有十几万人马，手里的枪械却杂七杂八。奉天老军械厂修枪都费劲，更别说造炮。这批德国机器，是送到嘴边的肥肉，他必须吃下去。

派谁去拍这批机器？幕僚举荐了好几个人，张作霖一个都没点头。

最后他点了陶治平的名字。

屋里的人都愣了。

陶治平是奉天军械厂厂长，论懂军工、会干事，整个奉天干系里数头一份。接手一年，就把子弹日产量从一万发翻到了三万发。

可所有人都知道，他有个死穴——嗜赌。

带着五十万大洋的巨款去十里洋场，那不是羊入虎口吗？

有人壮着胆子劝，换个人吧，误了大事不值得。

张作霖笑了一声。

天底下没毛病的人，有几个？我用他的本事，就得容他的毛病。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就他了。

五十万现大洋装了四口樟木箱子，陶治平坐了六天六夜火车到了上海。

离开拍还有半个月，他住在租界的旅馆里，白天打听行情，夜里就坐不住了。

上海的赌场全中国有名，骰子撞瓷碗的声响，比什么都勾人。

他起初只敢用自己的私房钱小玩，头几天手气顺，连赢了两百多块。

胆子渐渐大了。

直到一把大注押下去，输了。

他不服气，再押，又输。不到两个时辰，自己的钱输得精光。

输红了眼的赌徒，眼里只剩“翻本”两个字。他想起了旅馆里那四口装公款的箱子。

就拿一万，赢回本钱就停。他这么跟自己说。

可那天的牌桌像长了眼睛，他押大出小，押小出大。越输越急，越急越押。

从天黑坐到天亮，最后一把牌翻开，他眼前一黑，瘫在了椅子上。

五十万大洋，一分不剩，全输光了。

他像丢了魂似的飘到黄浦江边，晨雾裹着湿冷水汽糊在脸上。

五十万是大帅买机器的救命钱，回奉天怕是脑袋都保不住。往前迈一步，就一了百了。

他闭上眼往前挪了半步，又猛地退了回来。

死都不怕，为什么不敢回去认错？就算死，也得当面给大帅磕个头。

他关在旅馆里写了长信，把怎么进的赌场、怎么输的钱原原本本写清楚，说自己罪该万死，听凭大帅发落。

信寄出去，他就坐在房里，等着奉天来的命令，也等着自己的死期。

张作霖收到信时，正在就着咸菜喝小米粥。

一屋子下属都站着，没人敢出声。五十万大洋说没就没，谁都知道大帅脾气暴，陶治平的脑袋保不住了。

张作霖看完信，把信纸往桌上一放，骂了一句：妈了个巴子的。

底下人心里一紧。

谁知他骂的不是输钱，是骂陶治平这点事就要跳江，孬种！

他转头喊军需官：现在就去办，给上海的陶治平汇一百万大洋过去。

军需官以为自己听错了。

张作霖又说：电报写清楚，五十万专门买机器，剩下五十万给他捞本。捞完本买好机器，赶紧回来，别在上海耽误工夫。

满屋子的人都傻了眼。输了五十万不罚，反倒再给一百万接着赌？

有老部下忍不住劝，那可是一百万，够养一个旅的兵了。

张作霖摆了摆手。

陶治平输了钱，没卷款跑路，没撒谎瞒报，老老实实认错，这是有担当的人。这点钱，我信他能挣回来。就算挣不回来，一百万看清一个人的底子，值。

没几天，电报和汇款就到了上海。

陶治平翻来覆去看了三遍电报，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捂着脸哭了。

哭完，他把买机器的五十万锁进箱子，揣着另外五十万，再一次走进了赌场。

这一次他不一样了。上次是输红了眼的赌徒，这一次他心里揣着别人的信任。赢了不贪，输了不躁。

在赌场熬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清晨他走出门，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

他不仅捞回了输掉的五十万，还多赢了两倍多。

他把手里所有的钱，一分不剩全砸进了拍卖会，挑最好的设备，能拍多少拍多少。最后运回去的机器，比张作霖原本计划的，多了一倍都不止。

几个月后，几十车皮的机器运到奉天，在空地上摆了长长一条街。

靠着这批德国设备，奉天军械厂一步步扩建成东三省兵工厂。鼎盛时上万工人，步枪、大炮、弹药全能造，号称“东方克虏伯”。

陶治平当了第一任总办，从那以后，再也没碰过赌桌。

有人跟他提起上海往事，他总摇摇头，抽一口烟说，那条命是大帅捡回来的，那份信任比金子还重。再赌，就太不是东西了。

这件事在东北传了几十年。有人说张作霖草莽豪爽，有人说他懂驭人之术。

其实哪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你待我一分仁义，我还你十分担当。你信我一次，我就给你挣回一座兵工厂。

就这么简单。优质故事创作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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