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手下十大王牌军长应该是：
1.新一军军长孙立人；2.新六军军长廖耀湘；3.七十四军军长张灵甫；4.第五军军长邱清泉；5.第二十五军军长黄百韬；6.第十八军军长胡琏；7. 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8.第二军军长陈克非；9.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10.第八军军长李弥。其中，包含了国民党军队的所谓五大主力。


1947年5月，华东野战军把整编第74师压进孟良崮山区时，张灵甫已经不是以“第74军军长”的番号指挥作战。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进行整编，第74军被缩编为整编第74师，张灵甫任师长。这个变化看似只是番号少了一个“军”字，实际却把一个容易混淆的问题摆到了桌面上：孙立人、廖耀湘、张灵甫、邱清泉、黄百韬、胡琏等十个人，虽然都与国民党精锐部队联系很深，却并不属于同一年、同一批军长。

1944年，中国驻印军调整，新一军和新六军分编。孙立人出任新一军军长，廖耀湘出任新六军军长。两支部队经过驻印训练、装备补充和缅北作战，已经形成很强的战斗力。孙立人和廖耀湘接到手里的，也绝非刚刚拉起来的普通部队。

四年之后，辽沈战役爆发，廖耀湘早已不再只是一个新六军军长，而是在东北指挥更大规模的兵团。新一军、新六军依旧是蒋介石在东北倚重的精锐，可战争此时考验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军长能不能把一个军带好，而是几个军能否在战区命令、道路、补给和友军协同中完成突围。

孙立人、新一军，廖耀湘、新六军，两组名字由此留在同一类精锐部队的记忆里，却对应着不同阶段。

第五军也是如此。
抗战中，第五军以第200师等部队为骨干成长起来，在杜聿明任军长期间经历昆仑关、远征缅甸等战事，机械化、军官训练和中央嫡系背景都很突出。邱清泉接掌第五军时，这个番号已经积累了多年声望。

邱清泉能打，也敢打。到淮海战役时，他已经统率兵团作战，第五军仍是其主力之一。可第五军成为所谓“五大主力”，并不是从邱清泉接任军长那一天才开始。这个番号上的光环，有杜聿明时期留下的战绩，有中央长期投入的装备，也有一套经过战争反复淘汰的军官体系。

第74军的情况更加鲜明。
1937年组建以后，它先后参加淞沪、武汉、长沙、常德等战事，俞济时、王耀武、施中诚等人都曾掌握这支部队。到了张灵甫手中，74军已经是一支有履历、有荣誉、有伤亡，也有内部传统的老部队。

1946年军队整编，74军变成整编第74师。次年孟良崮一战，张灵甫被围，外围国民党军救援未能打开通道，整编第74师最终覆没，张灵甫死在战场。

一支长期被列入精锐序列的部队，就这样在几天内被打掉。过去的战绩没有消失，美械和训练也没有失效，只是在特定战役态势中，它们无法抵消被分割、被包围和援军无法靠拢造成的后果。

第十八军留下的是另一种轨迹。
这支部队建军较早，系统庞大，内部成长出大批将领，因此有“种子军”之称。胡琏长期在十八军体系中任职，担任过军长，其个人作战经历和十八军结合得很紧。但到淮海战役双堆集阶段，十八军军长已经是杨伯涛。

一个军的番号延续十几年，军长却不断更换。
胡琏可以代表十八军的一段强势时期，却不可能承担这支军从建军到败亡的全部责任与功劳。

黄百韬与第二十五军又不同。第二十五军并没有第五军、第74军那样耀眼的早期声名，黄百韬长期统率后，部队在战争中逐步形成较强战斗力。他与第二十五军之间，个人塑造部队的成分明显更重。到了1948年碾庄战场，黄百韬兵团被围，第二十五军也被卷入最后的苦战。

第五十四军的阙汉骞、第五十二军的刘玉章、第二军的陈克非、第八军的李弥，同样各有自己的任职阶段。李弥1945年已经升任第八军军长，刘玉章、陈克非担任军长的代表时期则更靠近解放战争后期。十个人并排放在一起，看似整齐，实际跨过了抗战末期、战后整编以及解放战争几个完全不同的军事阶段。



“五大主力”倒有相对稳定的所指：新一军、新六军、第五军、第十八军、第74军。这几支部队都得到过较多资源，训练、装备和军官质量也较突出，可它们的强大来自长期积累，军长只是其中一环。

1947年的孟良崮、1948年的东北和淮海，把这个区别写得很清楚。
张灵甫死后，整编第74师失去主力；辽沈战役中，新一军、新六军遭受毁灭性打击；淮海战场上，第五军及十八军所在集团也相继陷入败局。曾经最受重视的一批精锐部队，在不同战场、不同指挥体系和不同包围态势下，结局并没有因为“王牌”二字而改变。

孙立人、廖耀湘、张灵甫、邱清泉、黄百韬、胡琏等人的分量都很重，只是他们身上的光环，有一部分属于个人，也有一部分来自接手之前已经积累多年的番号、军官、装备和战绩。

几年间，一个军可以改成一个师，一个军长可以升去指挥兵团，一支王牌也可能在一次战役中被打空。十个姓名仍然在那里，真正变化最快的，却一直是他们脚下那支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