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原本拟授中将，却改授少将，他写信向上级求实，不为争虚名，只为还原革命任职史实，写信请老首长粟裕帮忙作证。事实查清后，中央军委作出安排：军衔保持少将不变，但是行政待遇提高两级，享受中将同级待遇，他戎马半生，曾任山东兵团参谋长，建国后历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工程兵副司令员，1981年逝世。
把时间先拨到1981年5月22日。这一天，79岁的李迎希在武汉病逝。有关他的正式履历里，“1955年被授予少将”只占很短一行，山东兵团参谋长、工程兵副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这些岗位，才串起了他大半生的军旅轨迹。换句话讲，后人若只盯着那颗将星争论高低，反倒容易把这个人真正的分量看窄了。
李迎希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其实并不迷恋机关职位。1948年7月豫东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开始筹备济南战役，山东兵团要承担攻城任务，指挥兵力规模很大。粟裕看中刚结束养病的李迎希，准备把他放到兵团参谋长的位置上。李迎希听完并没有满口答应，反而认为担子太重，而且自己更愿意到一线带兵。
这就让后来那场关于“参谋长还是副参谋长”的争论多了一层意味。他当年连这个职务都不愿意主动要，几十年后再去确认自己的任职，若简单解释成争官位，逻辑其实说不通。一个主动想离开参谋机关、回野战部队的人，没有多少必要为了虚名硬往自己档案上添一个职务。他真正在乎的，是战争史上的责任归属不能写错。
济南战役很快验证了为什么组织要留下他。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按照战前约定，李迎希又找到粟裕，希望把自己调回部队，随后确实接到去十三纵队任副司令员的命令。行装都收拾好了，谭震林却不同意他走。原因很现实，淮海大战已经摆在眼前，山东兵团指挥班子正在高速运转，此时放走一个熟悉全盘军事工作的参谋长，代价太大。
于是出现了一个很有分量的细节。李迎希不是靠一次任命“挂名”山东兵团参谋长，而是在济南战役之后又因大战需要继续留下，并以这个身份参加淮海战役相关指挥工作。公开地方党史资料对此记载得相当明确。也正因为这段经历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后来如果有人把他的历史职务写低一级，他较真的对象就不只是个人履历，而是一段已经发生过的战史。
从这个角度再看1955年，事情就完全变味了。那一年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评衔并不是今天一些网络文章描述的“按照最高职务排队发肩章”。中央军委当时明确要求参考1952年评定的干部级别，同时衡量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军队服务经历以及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副兵团、准兵团级多数可评中将，正、副、准军级多数可评少将，并不存在只凭某一次任职就机械定衔的规则。
1955年9月的首次授衔中，共有175人被授予中将、798人被授予少将。这个规模已经说明问题：评衔面对的是成百上千名从不同根据地、不同野战军、不同岗位走过来的干部，每个人的资历都很复杂。战争年代部队改编频繁，纵队、兵团和军区职务前后变化很快，一份履历中的一个字出现差错，都可能让后人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
围绕李迎希流传最广的版本，正是在这个环节出现了“副参谋长”的争议。据后来的传记性文章记载，他得知相关材料对自己山东兵团时期的任职表述不准确后，写信找粟裕说明情况，请这位当年的直接领导证明。需要强调的是，这段故事目前公开可见的原始评衔档案和书信影印材料并不完整，所以个别对话和细节不能当成逐字逐句的档案原文。
但“李迎希确任山东兵团参谋长”本身没有多少悬念。信阳当地公开党史资料明确记载，1948年济南战役准备阶段，粟裕就是把他调去担任山东兵团参谋长；淮海战役前，他又因谭震林挽留继续留任。也就是说，即使把后来那些富有戏剧性的对话全部拿掉，职务事实依然站得住。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老军人会为一个“副”字认真。战争年代的参谋长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写材料的人。兵团作战计划怎么形成，各纵队怎样运动，命令如何传递，后勤和通信怎样衔接，都离不开参谋系统。职务写低一级，看起来只是档案中少了两个字，背后却可能意味着一场大战中承担的责任被重新定义。对于经历过战场的人，这种差别当然不能含糊。
更值得注意的是，李迎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去向。他没有长期守着野战部队的老资格，而是在1950年接到新任务，参与工程兵建设。公开资料记载，当年军队急需加强工程保障力量，他被从三野系统调去组建军委工兵，并担任副司令员。一个长期从事野战指挥的干部，突然面对完全陌生的专业兵种，这实际上比继续当老本行的部队主官更难。
到了1955年，他又被调任新成立的武汉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分管作战、行政和后勤。武汉军区当时需要重新搭建指挥系统，并不是接过一个成熟架子坐在那里办公。李迎希从山东兵团参谋长走到新军区领导岗位，说明组织使用他的逻辑一直很清楚：哪里需要把一摊复杂工作迅速组织起来，就把这个能啃硬骨头的人放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