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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抑郁自缢,留下一场遗产争夺战! 2021年8月10日,上海,黄小宁因产后抑郁

产后抑郁自缢,留下一场遗产争夺战! 2021年8月10日,上海,黄小宁因产后抑郁留下襁褓中的女儿自缢身亡。她的离去,没有让两个家庭在悲痛中团结,反而点燃了一场持续四年的遗产争夺战。岳父母两度起诉女婿,丈夫称被逼签下承诺书,法院两审维持原判。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最终被拆解成一笔笔冰冷的账目。

黄小宁与牛先生是高中同学,她读完研究生后,牛先生也到上海发展,两人于2018年结婚。婚后不久,黄小宁怀孕。2021年初,女儿出生,但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产后抑郁。她与前来照顾的婆婆矛盾不断,一度情绪失控用刀刺伤婆婆,因在哺乳期且患有精神疾病被取保候审。

牛先生坦言,那段时间他身心俱疲,既要照顾襁褓中的女儿,又要时刻关心妻子的情绪。然而,2021年8月10日,黄小宁选择了自缢。

悲剧发生后,两个家庭没有共同悼念,而是迅速陷入了相互指责与财产争夺。马女士认为女儿的死完全是女婿一手造成的,“把她培养成才,到了他手里,短短两年时间,他把他人毁掉”。牛先生则认为岳父母重男轻女、掌控欲强,“他们就是负面的能量之源”,从未真正关心过黄小宁,只是将其视为“提款机”。

就在自杀前11天,2021年7月31日,黄小宁向父母转账18万元。牛先生说:“这笔钱对我来说,是我老婆自杀的信号,但是他们无动于衷。”

黄小宁去世后,牛先生曾签下一份承诺书,承诺赔偿岳父母30万元,并表示妻子生前的所有财产由岳父母支配。但他称这完全是被逼签下的,“她一直在恐吓我,她说一定要有个了断,发消息说你想想你妹妹你妈妈,选一条命出来。确实是我签的字,但是我没有办法。”

因不知道女儿下葬位置,且10万元赔偿款未到账,马女士夫妇于2023年初将女婿告上法庭。2023年5月,徐汇区法院一审判决确认马女士夫妇享有祭奠权益,判令牛先生告知安葬时间地点;同时认定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承诺书系被胁迫签署,判令支付剩余10万元及利息。牛先生上诉后,2023年9月上海一中院维持原判。

然而判决生效后,马女士夫妇仍找不到女儿的坟墓——墓地在一片荒山中,周边地形相似、坟包众多。最终经法官调解,牛先生同意将骨灰移至公墓安葬,费用由岳母承担。

2025年2月,马女士夫妇再次起诉,要求拿回女儿名下存款。法院查明黄小宁遗产总额约21万余元。法院认定其生前向父母及弟弟转账的19万余元属于无权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应退还一半即9.5万余元给牛先生。各项相抵后,岳父母需向牛先生支付15万余元。

2025年9月29日,上海一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承诺书的法律效力:胁迫不能“空口无凭”。

牛先生主张承诺书系被胁迫签署。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条,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但撤销权的行使需要证据——牛先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胁迫事实。法院最终认定承诺书有效。

(二)夫妻共同财产:单方转账需“另一半同意”。

黄小宁在婚姻存续期间向父母转账19万余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处理权。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处分共同财产时,应协商一致。黄小宁的单方大额转账未经牛先生同意,属于无权处分。因此法院判定岳父母需返还一半给牛先生。

(三)祭奠权:法律保护“最后的告别”。

法院确认马女士夫妇享有祭奠权,判令牛先生告知安葬信息。祭奠权是死者近亲属基于特定身份关系享有的精神利益,法律虽未明文规定,但司法实践普遍予以保护。最终经法官调解,双方达成骨灰迁移方案。

(四)遗产继承:法定继承与未成年人利益优先。

黄小宁未留遗嘱,按法定继承。法院最终判决遗产由女儿、外公、外婆各继承三分之一。虽然承诺书约定女儿份额由岳父母保管,但法院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角度出发,判定由监护人牛先生保管——这体现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一个年轻母亲的自缢,原本应该让两个家庭在悲痛中互相扶持。可四年过去了,黄小宁的骨灰从荒山迁到公墓,岳父母与女婿的官司从一审打到二审,21万的遗产被拆解成“三分之一”和“15万倒赔”。每个人都在算账,可没有人算一算——那个在产后抑郁中孤独死去的年轻母亲,她的痛苦,到底值多少钱?

或许,法律能算清21万的账,却算不清一个生命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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