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6日，
成都会议期间，
主席参观成都武侯祠时，
在诸葛亮殿正中的楹联前驻足良久、反复品味！


1958年3月6日下午，毛主席来到成都武侯祠。
两天以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才正式开幕。参观结束时，他专门交代了一件事：把武侯祠里的楹联抄下来，送给他继续看。

诸葛亮殿前，赵藩写于1902年的“攻心联”悬在醒目处：“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上联谈兵，下联谈治。毛主席这次走进武侯祠，留下的具体动作并不止于参观，他要把这些刻在殿柱上的文字带回去。

这一点，要放回他到成都后的几天行程里看。
3月4日，毛主席抵达成都。当天下午，他便找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等书阅读。3月6日进武侯祠，3月7日又去了杜甫草堂。会议召开以后，《武侯祠》《杜甫草堂楹联集》《司马错论伐蜀》等又被印发给与会人员。

几天之内，他接触的东西看起来很杂：地方志、古代史、祠堂、诗文、楹联。可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个四川。

会议桌上的四川，是1958年的农业、工业、地方建设和计划数字；旧书里的四川，则有秦人伐蜀，有诸葛亮治蜀，有历代地方治理留下来的经验。

毛主席没有把这两部分完全分开。他来到成都准备开会，同时也把四川的历史翻出来看。

武侯祠里的“攻心联”，正落在这条线上。
赵藩写上联，讲的是怎样用兵，却没有把善战理解为不断开战。“能攻心”，才可能使反侧自消；真正懂得战争的人，反而不会轻率好战。

下联从军事转到治理，落在“审势”二字。
政策宽一点还是严一点，本身都不是答案，形势判断错了，宽严都可能造成问题。它表面在说诸葛亮，里面装着的却是一套非常具体的政治经验：手段必须跟着局势走。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副楹联值得抄下来继续读。
楹联和会议文件不同。会议文件解决的是眼前要办什么，楹联留下的却是另一个问题：同一种办法换了时间、地方和条件，还能不能照样使用？赵藩借诸葛亮写下“后来治蜀要深思”，并没有替后来的人规定该宽还是该严，他只是把决定宽严之前那一步，单独拎了出来。

先看清局势。
毛主席此前长期读中国历史。到了成都，他没有只从古人那里寻找人物褒贬，而是把司马错、诸葛亮这些人物重新放回四川的地理和政治环境中阅读。

《司马错论伐蜀》被印给与会人员，同样不是为了讲一个战国故事。秦国究竟先伐韩还是先取蜀，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形势、方向和资源判断的问题。

于是，武侯祠这一趟便有了另一层分量。
3月8日，成都会议正式开幕。会议讨论1958年的经济计划、预算和地方工业等问题，并继续批评“反冒进”，强调加快建设速度。接下来的全国经济形势，很快进入“大跃进”的高涨阶段。

而就在两天前，毛主席刚刚走过诸葛亮殿，看过那副写着“不审势即宽严皆误”的楹联。

这两件事之间，没有一条可以直接画出的政策因果线。毛主席欣赏赵藩的文字，并不等于成都会议上的现实判断由这副联决定；同样，读过“审势”，也不等于面对1958年的经济建设，就天然能够准确判断什么才是当时的“势”。

恰恰是这个落差，使3月6日那次参观有了更重的历史分量。
古代政治经验可以成为参照，却不会自动生成现实答案。赵藩只写了“审势”，没有告诉1958年的决策者，建设速度多快才合适，地方积极性应该释放到什么程度，计划指标与实际承受能力之间又该怎样拿捏。这些问题一旦进入现实，只能由当时的人重新判断。


从3月4日开始，一串动作已经连起来：抵达成都，索取四川地方史；进入武侯祠，要求抄录楹联；再去杜甫草堂；会议开起来以后，又把《武侯祠》《杜甫草堂楹联集》《司马错论伐蜀》等印给干部阅读。

他没有把四川只当成一个开会的地点。
地方的现实数字摆在会议桌上，地方的历史也被翻了出来。前者要求立即作出决定，后者提供的只是参照，甚至还会留下新的疑问。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一条简单的捷径。

赵藩当年把“后来治蜀要深思”写在诸葛亮殿前。五十多年后，毛主席到了这里，那些原本刻在柱子上的字，又被抄到了纸上。

3月8日以后，成都会议继续进行，现实中的计划和指标一项项展开。武侯祠里的楹联没有替会议作决定，却没有被留在祠堂里。那些谈“攻心”、谈“审势”、谈“宽严”的字，也随着那次抄录，进入了会议前后另一场安静得多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