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但毛主席让他搬出去，不要住在钓鱼台，是什么原因呢？
 
陈永贵是地道农民出身，从大寨大队支部书记一步步走到中央，当上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74年，进京工作，一开始先住京西宾馆，后来安排住进钓鱼台国宾馆3号楼。
 
钓鱼台国宾馆，环境清幽，安保严密，服务配套齐全，是接待外国元首的地方，可这套高级待遇，对陈永贵来说，却是一种煎熬。
 
偌大一栋楼，只有他、秘书、警卫寥寥几个人居住，处处地毯，服务员只默默干活，不许随便交谈，高墙警卫重重，普通基层干部、大寨老乡想来找他，很难进门，他想随便上街逛逛，保卫部门出于安全考虑，大多不允许。
 
长期困在高墙之内，天天面对成堆文件，很少接触普通群众，他心里很焦虑，担心自己久居深院，脱离基层，听不到真实民情，慢慢变成一个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官僚。
 
他本身就是靠农村实践起家，他的本事在田间地头，在跟农民打交道，困在钓鱼台，等于把他跟赖以立足的群众隔离开。
 
他看着一大堆文件，很多文字读起来吃力，又不能随便下地劳动，心里很不是滋味，再这样住下去，自己迟早会变成“傻子”。
 
于是，1975年，陈永贵直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里面提了两件事：第一，请求搬出钓鱼台；第二，提出“三三制工作方案”，一年当中，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处理中央公务，三分之一回山西大寨蹲点劳动，三分之一跑全国各地调研走访，不能常年待在北京大院里。
 
毛主席看完信件，十分认可他的想法，亲笔批示：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并且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表扬陈永贵，号召高级干部要多下基层，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获批之后，陈永贵搬出钓鱼台，搬到北京交道口一处普通小院居住，继续落实他的三三制，经常回大寨，到全国各地农村跑调研。
 
他始终没有把户口迁到北京，副总理依然保留大寨农民身份，在大寨记劳动工分，不拿国家干部工资，这在新中国高级领导干部当中，是十分少见的。
 
其实同时期，和陈永贵一同进京的工人出身副总理吴桂贤，当初也短暂住过钓鱼台，同样觉得规格太高、内心不安，后来也搬了出去。
 
这件事背后，核心就是防止干部脱离群众。身居高位，不沉溺于优越的大院环境，坚持回到劳动一线，保持和底层群众的联系，这也是当年对工农出身领导干部的一种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