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主席极少出席同志追悼会，他曾考虑自身最高领导人身份，到场容易冲淡逝者本身、有喧宾夺主之嫌，因此大多只送花圈、发唁电、撰文悼念。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很少亲自参加同志的追悼会。不是感情不深，而是身份太特殊，最高领导人一旦出现在现场，逝者很容易被领袖光环遮住，送别逝者也可能变成围观领袖。

所以，多数时候他选择送花圈、发唁电，或者亲自写文章悼念。但有三位老战友，让他用不同方式破例，其中陈毅追悼会更是毛主席一生中最后一次完整参加同志追悼大会。

任弼时是最早让毛主席亲赴吊唁的元勋。

两人从长征、延安一路共事到新中国成立，任弼时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也是毛主席最信赖的搭档之一。因为常年超负荷工作，他的身体早早透支，1950年10月不幸病逝。

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任弼时又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最早去世的一位，毛主席亲自参加了治丧活动，来到灵堂向遗体告别，慰问家属。

这次离别对毛主席打击很大，少了这样一位能扛事、能分忧的老同志，党的领导层也失去了一根重要支柱。任弼时的离去，不只是个人悲痛，也让毛主席感到身边一位并肩多年的老战友突然不在了。

罗荣桓则是另一种破例。

他从秋收起义时期就跟随毛主席，后来成为十大元帅之一。与冲锋陷阵的将领相比，罗荣桓更擅长思想政治和组织工作，性格稳重，处事厚道，在毛主席眼中是一位可靠、忠诚、懂大局的老同志。

1963年12月，罗荣桓病逝。毛主席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提议集体默哀，第二天又专程前往北京医院参加遗体告别，在遗体前鞠躬，并耐心安慰家属。

更特殊的是，毛主席后来写下了一首悼念罗荣桓的七律。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首专门悼念元帅的诗。为什么偏偏是罗荣桓？除了几十年的革命情谊，也因为罗荣桓在关键年代始终站在毛主席身边，承担了大量不显眼却不可替代的工作。

不过需要分清一件事，亲临遗体告别，并不等于完整出席追悼大会。严格按照正式追悼大会来算，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完整参加的同志追悼会，公开资料中只有陈毅这一场。

时间到了1972年1月10日，八宝山革命公墓原定下午三点举行陈毅追悼会。原本这场活动规模有限，谁也没有想到，临近开会时，毛主席突然决定前往。

消息传到周恩来那里后，通知范围迅速扩大，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等方面人士，还有宋庆龄和西哈努克亲王夫妇，都被紧急通知到场。一个原本规格有限的追悼会，在短短一两个小时内改变了分量。

毛主席为什么要在这一次打破惯例？

陈毅与他有几十年革命交往，这是最直接的原因。陈毅参加过南昌起义，长期领导新四军和华东战场，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

但真正关键的，不只是私人感情，还有陈毅身后的政治评价。

陈毅去世前，曾经历过批评和冲击。人走之后，悼词怎么写，现场用什么规格，实际上都在释放信号。继续沿用过去的批判说法，等于在人死后继续给旧结论盖章。可如果立刻全面翻转，又显然超出了当时的现实条件。

毛主席审阅悼词时，提出不要在追悼会上展开功过争论，重点肯定陈毅对党、军队和国家作出的贡献。这个安排看似克制，却先停止了继续伤害陈毅的口子。

文字上的调整还不够，毛主席亲自到八宝山，才让这种变化变成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动作。

当天，他没有换上正式服装，只穿着睡衣，外面披了一件大衣就赶到了现场。走到陈毅骨灰盒前，他深深三鞠躬，又紧紧握住陈毅夫人张茜的手，久久没有松开，称陈毅是好人，是好同志。

李德生主持大会，周恩来致悼词，最终有一千五百多人参加。谁主持，谁致悼词，哪些人站在前排，这些细节都在说明，陈毅不能再按照此前受批评者的尺度被对待。

这场追悼会还牵动了另一个人的命运。

在与陈毅家属谈话时，毛主席提到邓小平，认为邓小平的问题同刘少奇不同，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很快意识到这句话的重要性，并推动有关信息传递出去。

几个月后，邓小平再次给毛主席写信，随后逐步恢复工作。邓小平的复出当然不能简单归结为八宝山的一次谈话，但那句话确实让一个仍在等待中的老干部重新进入最高层视野。

陈毅没有等到身后评价改变的那一天，毛主席到场，也无法抹去他此前经历的批评、疾病和孤独。

1972年这场追悼会，既是对逝者的告别，也是毛主席最后一次完整参加同志追悼大会，此后再没有第二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