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8岁的王明佳嫁给了陈树民。婚礼办得体面，王家陪嫁了两箱衣料和一对银镯子。陈家在镇上开粮行，家境殷实,陈树民读过几年书，为人沉稳。

这门亲事是父亲定下的，王明佳见过陈树民几次，觉得这个人不多话，但眼神里有股说不清的劲儿。

婚礼刚办完，第二天一早陈树民就要离开。后半夜王明佳醒来，身边已经空了，炕桌上只放着两块银元，下面压着张字条，上面写着三个字：对不住。

她盯着字条看了很久，天亮后收好银元，把字条叠起来放进了贴身的荷包。

父亲派人来接过她，说家里已经托人另寻了门当户对的人家。可她没回去。她独自在镇上租了间小屋，把陪嫁的衣料拿出来，替人缝补浆洗。

起初街坊邻居还指指点点，说地主家小姐受不了苦，过不了多久就得回去。

一个月过去，两个月过去，她依然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烧水，晚上点着油灯缝到深夜。手指被针扎破是常事，冬天冷水洗衣裳，手背冻出一道道血口子。镇上开始流传红军的消息。

有人说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也有人说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百姓一针一线。

集市上常有人压低声音议论，说某家儿子参了军，某户人家在给后方做事。王明佳听在耳里，心里隐约有了猜测。她想起陈树民离开前那几天，总有陌生人来家里，关起门谈很久，声音压得很低。

还有一次，她无意中看见他在油灯下写什么东西，听见脚步声，立刻把纸塞进了怀里。后来听说红军后方缺人手，她便到了医院，没说自己身份，只说附近有活就愿意干。

负责的人看她手脚利索，也就留下了。这间后方医院设在祠堂里，离前线不到三十里。

昨夜刚打完仗，伤员一批批抬进来，屋里满是血腥味和呻吟声。王明佳在医院里干了一年多，见过太多生死。

她学会了怎么包扎止血，怎么分辨伤口是否化脓，甚至学会了在伤员疼得受不了时该说些什么话让他们分散注意力。

有些伤员抬进来时还能说话，过几个时辰就没了声息。有些伤口看着不重，却因为感染高烧不退，最后也没能挺过去。那天她忙着擦身、换药、喂水，没人知道她为什么总守着那副担架。

直到她擦到伤员额头，湿布忽然停住——血污下面，有道从眉骨斜到颧骨的伤口，左耳垂下还有颗芝麻大的痣。她又拨开脖子旁的头发，看见一道深紫色勒痕。这痕迹她见过。

两年前，陈树民离家前，她替他缝过背枪皮带的扣子，那条皮带硬，扣子总往下坠，在脖子边磨出了印子。陈树民伤得很重，肩膀有枪伤，腰侧还有刀口，衣服和血粘在一起。

医官看过后只说失血太多，看造化。

王明佳没追问他这两年去了哪里，也没问他为什么一走就是两年。她先把血衣剪开，一点点清理伤口，随后去灶边熬米汤。伤员咳嗽时，她扶他侧身，拍着背。

对方吐出带血的浓痰，眼睛睁开一条缝，又很快闭上。

她一勺勺给他喂水，喂不进去，就让米汤沿着嘴角慢慢渗进去。到了下午，她给他换药，发现他手指动了一下。那只手满是老茧，虎口还有裂口，和两年前那双握笔写字的手完全不一样了。

王明佳握住他的手，轻轻摩挲着那些伤痕，伤员忽然反握住她的手指。

力气很小，但她感觉到了。第三天，陈树民醒了。他看见王明佳时，眼神里先是茫然，随后是震惊，最后是长久的沉默。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眼泪先流了下来。

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只是反复说着三个字：对不住。王明佳给他擦了擦脸，只说了一句：先把伤养好。

陈树民伤愈后想解释那晚为什么离开，王明佳却摇了头。她说，不用说了。她知道有些选择，开不了口，也没法提前商量。

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家，有些再也没回来，有些回来时已经面目全非。能活着见到，已经是运气。

后来有人问过她，为什么不问他这两年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不问他当初为什么走。她只说：他回来了，就够了。那个年代，战场不只在前线。

祠堂、学校、民房都可能临时变成救护点，村妇和家属负责烧水、熬药、清理伤口。

据公开史料记载，井冈山时期红军后方常借用民房和祠堂安置伤员，医疗条件极其简陋，常常是一把剪刀、几卷纱布、一瓶碘酒就要应付几十个伤员。

药品不够，就用草药和盐水，麻药紧缺，有时只能让伤员咬着木棍硬挺。

很多名字没留下，但这些琐碎活，往往决定一个重伤员能不能撑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