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那个曾跟着“第一悍匪”白宝山卷入惊天血案的女人，提前出狱了。按理说，重获自由，第一件事就该买张车票逃回四川老家，离过去远远的。可谢宗芬没有。她转身一头扎进了新疆一个小纺织厂，换上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工装，拿起扫把，开始扫地。
车间里机器轰鸣，震得人耳朵发麻。
新来的工人在过道里穿梭，没人会多看一眼墙角那个弯腰扫地的中年女人。头发用一根黑色的破橡皮筋随便一扎，眼神永远死死盯着地上的棉絮。有人从她身边擦着肩膀走过去，连个招呼都不打。没人知道，这个像影子一样毫无存在感的清洁工，当年经历过怎样的枪声、逃亡和人命。
下了班，她一声不吭地贴着墙根往回走。
她的“家”，是一间和狱友合租的破平房。窗户玻璃裂了一大块，被几道透明胶带死死糊住。推开门，屋里连把像样的椅子都没有。正中间摆着一张掉漆的烂木桌，墙角堆着几个装破衣服的烂纸箱。房租、水电，她跟狱友一分一毛都要掰碎了摊在桌面上算清楚。
每天一进门，她的动作就像设定好的程序：第一件事，插上那把一通电就“吱吱”狂响的旧电水壶；第二件事，拿个用旧布拼成的破垫子，往门槛上一铺，一屁股坐下。
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不去跟街坊邻居凑堆。
晚饭永远是干瘪的馒头就着几口青菜咸菜，哪天要是能在碗里卧个白水煮蛋，就算是过了年。脚上那双旧布鞋的底子早就磨薄了，她扯块破布往里一垫，踩着接着穿。狱友偶尔靠在门框上，随口提一嘴当年在高墙里头的事儿，谢宗芬从不接话，只是垂着眼皮点一下头，手里端着的塑料水杯，微微晃了一下。
她就这么坐在门槛上，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榆树飘柳絮、掉叶子，从天亮坐到天黑。
工友换了一拨又一拨，谁也记不住这个扫地女人的名字。这恰恰是她最想要的——越没人搭理，越不起眼，就越安全。
她明明有四川老家可以回，却偏偏要把自己死死钉在这片承载了无数血案和隐秘伤疤的新疆土地上。不求救赎，也不图翻盘，就这么像墙角的一撮灰尘一样耗着。有人说，不离开，是她给自己在这平房里又判了一场“无期徒刑”；也有人说，能活成一个连路人都懒得多看一眼的透明人，已经是命运能给这种女人留下的，最体面的结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