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南通，女子突发脑出血住院做手术，前后治疗半个多月，一共产生8万余元的医药费，截止出院时，女子还差3.4万元医疗费没结清。在医护人员多次催缴医疗费后，女子与丈夫企图不结清费用私自离开医院，不成想，第一次逃跑时被医护人员及时追回，两人不甘心，终于在第二次顺利逃跑，医院没办法，只能把两人告上法庭。

事情发生在2025年4月。赵某突发脑出血并出现意识障碍，丈夫钱某送赵某到南通市区某医院，医院当天实施手术。

约半个月后，赵某达到出院条件，费用合计80176元，已支付46000元，尚欠34176元。钱某到庭后称没钱，不愿承担付款责任，医院则要求夫妻共同支付。

崇川法院此前处理过另一件医疗费纠纷。杨某原籍河南，在江苏海安工作。某天清晨夜班结束后，杨某在宿舍突然胸痛，同事张某把杨某送医。

CT检查后，医生判断杨某患有主动脉血管夹层，病情危急，建议尽快转往南通市区或上海进一步治疗。

杨某妻子林某当时还在河南，短时间内无法赶到。张某陪杨某转院到南通市区医院，又按照林某的请求先垫钱救治，前后垫付24万余元。

一个多月后杨某出院，张某要求返还垫付款，杨某夫妻一直没有支付。案件进入崇川法院后，杨某提出发病与工作有关，费用应由公司承担，但没有提交证据。

法院最终认定，张某是在林某请求下为急救垫资，杨某夫妻应共同返还24万余元。一审后双方均未上诉。

这件事说明，医疗费用由谁承担，要看费用产生原因、家庭关系以及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赵某案中，钱某参与送医，费用又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赵某治疗重大疾病产生的必要开支，法院审查的重点自然不只是谁接受了手术。

另一件崇川法院公布的案件，把家庭责任的边界说得更清楚。2022年底，年近六旬的王某被路人发现昏迷后送医，此后接受近两年治疗，欠下约40万元医疗费。2024年10月，王某经抢救无效去世。医院随后起诉王某的儿子小王，希望小王处理这笔费用。

小王提交材料说明，王某在小王刚满月时便离家，二十多年里只有办理离婚手续时短暂出现过一次。

法院没有因为存在父子关系，就直接要求小王用个人财产偿还40万元。法院认定，接受医疗服务的是王某，医疗服务关系存在于医院与王某之间；

王某去世后，小王作为法定继承人需要清理遗产，但清偿范围以王某留下的遗产为限。这个结果也表明，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和成年子女的赡养义务不能混为一谈，家庭身份不会自动把所有债务转到另一名亲属名下。

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公布的黄某某与张某某婚内扶养纠纷案，也提供了另一层参照。黄某某与张某某1987年登记结婚。

2009年4月，黄某某被诊断患有脊髓空洞症等疾病，长期治疗导致生活压力增加。2014年6月5日，黄某某起诉要求张某某承担医疗、生活及护理方面的扶养费用。法院结合双方收入、疾病和家庭负担，判令张某某每月支付1000元抚养费，二审维持原判。

再回到赵某和钱某的案子，医院已经完成急诊、手术和住院治疗，赵某实际接受了医疗服务。崇川法院认定尚欠34176元应当支付，同时结合夫妻相互扶养以及必要医疗支出的性质，判决赵某、钱某共同承担这笔费用。

两次离院并没有消除欠款，责任仍由已经发生的医疗服务、婚姻关系中的扶养责任以及查明的事实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