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周恩来被捕，谁料，那个坐镇审讯室、手握生杀大权的军官，竟是他的学生，他凑近周恩来，轻声说：“周主任，您放宽心，我定会想法子救您出去。”
 

1927年那个春天，上海的空气像是划根火柴就能点着。
 
三月二十一号，周恩来刚领导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二十八小时拿下全上海，老百姓还沉浸在胜利的劲头里，蒋介石那边已经把刀磨好了。
 
四月十一号晚上，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派人送来请帖，请周恩来到宝山路天主教堂的师部商谈要事。
 
这一去，就是狼口。
 
周恩来刚进师部就被扣下了。
 
外头凌晨枪声一响，四一二正式开场，国民党右派开始对共产党人下死手。
 
周恩来当场掀了桌子，痛斥他们背叛三民主义、背叛革命，斯烈被骂得哑口无言，却也不敢真放人。
 
幸亏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连夜通过黄逸峰找到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赵舒以老上级的身份痛斥斯烈，晓以大义，周恩来才从师部脱身。
 
可上海已经遍地是搜捕。
 
周恩来原想回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半路得知大楼已经被国民党军队占了，只好独自雇了条小船，趁着夜色渡过黄浦江，藏进浦东的贫民棚户区，打算避过这几天的风头再说。
 
他哪里想到，浦东也是二十六军严密布控的重点。
 
天刚亮，二十六军第一师第七团的士兵在一片棚户区里翻到了他，十几个人押着他直奔团部。
 
第七团团长叫鲍靖中，广东大埔人，一九二五年黄埔四期毕业。
 
那个年代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就是周恩来，鲍靖中在校时听过周的课，受过共产党政治工作的影响，对这位主任从心底里敬重。
 
第一次东征他跟着何应钦打仗，在惠州破陈炯明包围立了功，升了营长，到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伐东路军进上海，他已经是个中校团长了。
 
鲍靖中一听抓了个要犯，亲自进屋审讯。
 
门一开，他愣在当场，眼前这个穿长衫的人，竟是当年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屋里空气几乎凝固。
 
鲍靖中面上不动声色，随便寻了个由头把看守的士兵都打发了出去，凑近低声告诉周恩来，自己是黄埔四期的学生，先生放心，学生一定想办法把您送出去。
 
周恩来这才知道，危难时刻，救自己的竟是当年的学生。
 
鲍靖中找来一套国民党士兵的军服，让周恩来换上，装成自己的随从，两人一前一后走出团部。
 
半道上碰上了师政治部代主任酆悌，巧的是，酆悌也是黄埔一期生，论起来还是鲍靖中的学长。
 
酆悌来意本是劝周恩来脱离共产党以求自保，一见这阵仗，心里什么都明白了，他没戳破，只平平常常问了鲍靖中几句清共的进度，就侧身过去了。
 
鲍靖中背后惊出一身冷汗，却也只能硬着头皮稳下去。
 
那时候师部里正为怎么处置周恩来吵得不可开交，副师长主张就地枪决，参谋长说要等师长薛岳的指示，酆悌保持了沉默。
 
鲍靖中抓住这争而未决的空档，带着化装的周恩来穿过岗哨，一直送到火车站附近，看着他隐入人群，才转身回去。
 
周恩来就这样从浦东脱险，重新潜入地下，继续革命工作。

1927年对周恩来来说，绝不只是上海这一次死里逃生。
 
这一年八月一日，他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九月起义军南下潮汕，建立了只有七天的红色政权，史称潮汕七日红。

十月三号，他发着高烧在普宁流沙教堂主持召开流沙会议，做出武装人员撤往海陆丰、领导人员分批从海上撤走的决定。
 
会议刚结束，部队就在普宁池尾钟潭村后的莲花山遭到陈济棠两个师突袭，三百多位指战员血染山畔。
 
那一次，是东江特委委员杨石魂找到了与部队失散的周恩来、叶挺、聂荣臻。
 
周恩来高烧不退，杨石魂找来一副担架，找来两位农会会员抬着，越过南大山，经惠来到达陆丰。
 
在陆丰金厢，周恩来在黄秀文家中养病，地下党组织请来老中医给他看病，待到病情稍缓，赤卫队员雇了大船，把周恩来、叶挺、聂荣臻一行从金厢港护送至香港。
 
再看这一年，周恩来像是一颗被许多人接住的火种。
 
上海浦东的那个早晨，接住他的是学生鲍靖中，潮汕普宁的崇山峻岭里，接住他的是杨石魂和农会兄弟，陆丰金厢的海浪上，接住他的是黄秀文和赤卫队员。
 
在我看来，这才是1927年最打动人的地方。

一个政党在最凶险的年头没有被斩尽杀绝，靠的从来不是某一个人料事如神，而是许许多多普通或不太普通的人，在各自的位置上，选择把良知和胆气押上去。
 
鲍靖中冒的是掉脑袋的风险，杨石魂冒的是灭九族的风险，黄秀文冒的是全村被剿的风险，可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特意指示南京地方政府，对隐居在那里的鲍靖中给予照顾。
 
这份情谊，他记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