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刘峙领着一群姨太太逃到香港，吃喝玩乐、大肆挥霍，殊不知，他每花一笔钱财，心里都害怕的要死，因为这好日子，是偷来的。

1949年，刘峙带着一大家人逃到香港，住进半山大宅，酒楼宴客，舞会不断，姨太太们照样买西洋首饰。外人看见的，是一个败退之后仍然过着富贵日子的旧将军，可他自己清楚，这种日子并不踏实。

因为钱越花越多，心里越害怕。

白天，他可以在酒席上谈笑风生，晚上回到家，却常常对着账本发呆。军费、物资，还有过去经手的各种财产，很多东西已经悄悄变成了私人家底。如今人虽然到了香港，旧账却没有跟着消失。

台湾那边有人开始打听财产来源的消息，也有人提醒他，暂时不要露面。话说得不明不白，反而更让人不安。刘峙很明白，这不是关心，而是让他先躲着，别给别人添麻烦。

他曾经试着联系南京时期的老关系，想知道台湾到底是什么态度。得到的回答大多模糊，只让他避一避风头。问题是，风头要避到什么时候？台湾去不了，大陆回不去，香港又能藏多久？

香港报纸偶尔会刊登关于他的报道，带着几分讽刺，把他称作寓公将军。这个称呼听起来像调侃，落在他耳朵里却像提醒，提醒他已经从一个发号施令的人，变成了住在香港、靠旧财富过日子的失势人物。

他看到报纸后会冒冷汗，甚至让管家多买几份别的报纸，压在相关报道上面。可纸张能盖住字，却盖不住那些知道内情的人。

过去的下属和同僚，已经散的散、倒的倒。有些人为了自保，有些人为了钱财，随时可能把旧事抖出来。刘峙担心的，不只是查账，更是有人拿着他过去的秘密，换自己的出路。

这类人在1949年后的去向并不一样，有人跟随旧政权转到台湾，有人留在香港，也有人去了印尼、马来西亚等地，试着重新做生意。身份不同，手里的资源不同，结果自然也不同。刘峙的问题在于，他带走了钱，却没有带走原来的权力和关系。

钱还能撑多久？这是他每天都绕不开的问题。

姨太太们并没有因为局势变化就收敛，她们已经习惯了大宅、宴会和首饰，谁也不愿意突然过节省日子。刘峙提过两次要减少开支，最得宠的五姨太马上哭闹，说跟了他这么久，连一件像样的大衣都要计较。

他最后只能闭嘴。

一个曾经能够调动军队的人，在家里却连每月花多少钱都说了不算，这种落差，比外界的嘲笑更难受。过去他下达命令，千军万马都要行动，如今他连第二天饭桌上吃什么，都未必能做主。

他开始失眠，靠喝酒才能睡上一会儿。早晨醒来，镜子里是浮肿的脸，保险柜里的美金和金条还在，可心里的安全感却越来越少。数字没有变化，他却总觉得财富正在一点点缩小。

真正让他受到刺激的，是一个老部下的出现。

那个人辗转来到香港，衣服破旧，早没有过去的军官样子，只能低头求刘峙接济。刘峙给了些钱，把人打发走。可看着对方不断道谢的背影，他突然意识到，今天来求人的可能是老部下，明天会不会轮到自己？

那天晚上，他没有去参加原本安排好的聚会，而是独自坐在书房里，把保险柜里的东西清点了一遍又一遍。金条、钞票、首饰，每一样都看得清清楚楚，可越清楚，越觉得不够。

一家人坐吃山空，能撑几年？如果台湾真的追查，钱还能不能保住？如果有人把旧账捅出去，这些钱又能不能换来自由？

于是，南洋成了他新的念头。

他偷偷打听印尼、马来西亚的情况，也通过中间人询问移居手续。听说有些旧相识已经在那里做生意，生活虽然谈不上风光，却至少能避开熟人和旧关系。对刘峙来说，去一个没人认识自己的地方，或许还能把剩下的家底保住。

这条路听起来有希望，实际却并不轻松。带着一大家人离开，需要钱，也需要渠道，更要面对身份和财产问题。他迟迟没有下定决心，因为他知道，离开香港就等于放弃最后一点熟悉的保护。

可留在香港，他也没有真正的安全。

夜里的舞会依然热闹，霓虹灯把街道照得很亮，刘峙搂着姨太太走进舞池，脸上挂着过去那种习惯性的笑。音乐响着，旁人看不出异常。

只有他自己知道，脚下每一步都不稳。过去靠军队撑起来的地位已经没有了，剩下的只是旧名声、旧财富，还有一群不愿意改变生活方式的家人。

他究竟是在享受最后的富贵，还是在等待旧账找上门？说到底，刘峙最害怕的不是贫穷，而是有一天钱和权都失去之后，所有人终于想起，这些钱到底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