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贺龙打算提拔老部下王尚荣担任新组建的八路军120师独立第一旅旅长。报告上报后，毛主席看完并没有立即批复，而是突然反问了一句：“当年给八路军送重礼的高四爷，如今何在？”
1939年的冀中，缺的并不只是一个能带兵冲锋的旅长。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没有太多大山可以依托，公路、据点、县城彼此相连，日军机动速度很快。部队白天可能刚打完一仗，晚上还得考虑粮食从哪里来，伤员往哪里送，新兵又到哪里补。
120师进入冀中，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展开的。1938年12月22日，贺龙、关向应率主力从晋西北出发，次年1月25日到达河间惠伯口，与冀中军区会合。接下来的曹家庄、大曹村等战斗，让120师很快熟悉了平原作战，同时也发现一个现实：当地武装很多，但成分、训练和战斗经验并不一样。
2月，120师与冀中方面连续召开军政联席会议。摆在面前的问题越来越具体。地方抗日力量不能一直各自行动，要整训，也要和主力部队形成统一指挥。到了3月中旬，整编开始提速，715团与冀中军区独立第四支队合编，新的独立第一旅逐渐成形。
这个时候，高士一的重要性就显出来了。
高士一是河北任丘人，当地人习惯称他“高四爷”。他不是职业军人出身，早年家庭条件较好，在当地有一定社会影响。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他没有带着家产远走，而是参与组织地方抗日武装。队伍最初就有数千人，到1938年底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
更难得的是，这不是一次临时起意。日伪军曾经袭击高家，烧毁家业，抓走他的亲属，并企图以人质逼迫他放弃抗日。高士一没有退缩。亲人遭到杀害以后，他仍继续组织队伍。对冀中普通百姓而言，这种选择比多少口号都更直接：家产可以不要，家乡不能拱手让人。
王尚荣走的则完全是另一条路。他1915年出生，少年时期便参加革命，1931年参加红军，经历过湘鄂西斗争和长征。全面抗战开始后，他担任120师358旅715团团长，是从一次次战斗里磨出来的军事干部。带正规部队、组织训练、判断敌情，这些正是他的长处。
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组合出现了。独立第一旅最后由高士一担任旅长，王尚荣担任副旅长，朱辉照担任政治委员。715团这样的主力部队，和高士一领导的地方抗日力量被编到了一起。这并不是简单把两支队伍的番号拼在一张纸上，而是把两种完全不同的优势放进了同一个指挥体系。
高士一熟悉冀中的人情、道路和地方情况，在乡间有影响力，能够联系群众，也容易团结更多愿意抗日的地方人士。王尚荣则懂正规作战，知道一支队伍怎样训练、怎样展开、怎样在复杂情况下保持战斗力。高士一后来主动更多承担后方事务，部队的实际军事指挥，则主要由朱辉照、王尚荣负责。
这种安排到底管不管用，没有比战场更直接的检验。
独立第一旅组建没有多久，1939年4月22日，120师得到情报：驻河间的日军第27师团第3联队吉田大队800余人向齐会方向行动。日军带有山炮和大量弹药，显然不是一般的小股搜索部队。120师迅速调整部署，准备利用其孤军深入的机会打一次歼灭战。
4月23日，齐会战斗打响。日军向村内守军发起猛烈进攻，716团第3营依托村庄坚持作战。715团第7连随即从东南方向突击，冲进齐会村，与守军会合。外围部队逐步收紧包围圈，日军几次寻找突破口，都遭到阻击。
战斗打了整整三天。日军不仅动用火炮，还使用毒气弹，战场条件十分恶劣。八路军一面坚守，一面阻击从任丘、大城等方向赶来的援军。到4月25日，吉田大队已经遭受严重损失，只有少数人员趁风沙突围。齐会战斗成为120师进入冀中以后极有代表性的一场平原作战。
这场仗也让独立第一旅的整编效果很快显现出来。老红军部队提供了可靠的战斗骨架，冀中地方力量则带来了兵员、地情和群众基础。过去背景不同的人，到了抗日前线，不再各打各的，而是在同一套部署下行动。
王尚荣后来继续留在军队，先后担任独立第一旅副旅长、旅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高士一年纪渐长后，工作重点逐渐转向生产、贸易和后勤。1943年前后，他在陕甘宁边区参与物资贸易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又在西北财经、建设等部门任职，1961年出任国务院参事。
回过头看1939年的这次安排，最值得琢磨的其实不是一个“旅长”职位究竟给了谁，而是当时怎样看待人才。战场指挥是一种能力，发动群众也是能力；正规部队经验重要，地方社会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冀中敌后抗战要长期坚持，靠的本来就不可能只是单一类型的人。
在我看来，这段历史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把“资历”当成唯一标准。王尚荣没有因为担任副职就失去作用，高士一也没有因为地方士绅出身就只能站在队伍之外。两个人的长处被放在不同的位置上，最后共同服务于同一个目标。抗战年代能把来自不同道路、不同经历的人团结起来，再把各自的本事用到最需要的地方，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实际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