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聂荣臻接到电报后惊住了：“投靠日军的土匪头子乔日成，竟带着1000多人，跟日军中将黑田的8000多精锐死拼！”
一边是曾给侵略军办过事的地方武装，一边是准备将其彻底吞掉的日军。1941年2月，雁北传来的这份战报确实反常。乔日成不仅拒绝交枪，还带着部下守住堡寨，与黑田重德指挥的日军正面交火。
这并不是一场持续数日的大会战。真正激烈的战斗发生在2月18日至19日，地点集中在山西应县下社十二联堡和小石口。时间虽短，牵涉的关系却很复杂，战斗过后留下的平民伤亡更为沉重。
乔日成盘踞的下社，距离应县城约二十四华里，处在大同通往河北、五台一带的交通线上。村庄由十二座堡寨相连而成，商铺、钱庄和客栈不少，过去被称作“小天津”。开战时正值农历正月，许多外乡客商和走亲戚的人还没有离开。
日军占领雁北后，需要熟悉乡情的地方武装替他们维持秩序、搜集消息、对付抗日力量。乔日成手里有人有枪，自然成了拉拢对象。他接受日方名义上的收编，也拿过武器和物资，乔部后来还曾配合日军行动。
可乔日成并不愿成为完全听命于日军的部下。他想借日军的力量扩张地盘，却又害怕自己的队伍被逐步架空。日方派人进入乔部，名义上是协助训练，实际目的是掌握枪支、人员和调动权，双方很快开始互相防备。
1939年前后，乔部曾与雁北抗日武装发生冲突，也破坏过当地的抗日活动。与此同时，他又暗中同其他方面保持联系。这种左右周旋并不是出于民族立场，而是为了让自己的队伍不被任何一方吃掉。
真正让日乔关系破裂的，是乔日成私自吞并另一支依附日军的武装。随后，他又扣住日方派来的大羽顾问，企图以人质迫使日军让步。日军认定乔部已经失去控制，继续留着只会威胁占领区，于是决定直接解除其武装。
黑田重德当时是日军第26师团长，军衔为中将。1941年2月18日清晨，日军从大同、浑源等方向调兵，对下社和小石口实施分割包围。黑田所能调动的兵力远在乔部之上，直接进入一线作战的日军也有数千人，外围还有伪警察等力量配合。
乔日成能够集中起来守卫堡寨的部下只有千余人，其中主力驻扎在新堡，小石口等据点负责外围照应。他们的枪械并不算少，但缺少火炮和反坦克武器，面对日军炮火，只能依靠堡墙、院落和射孔近距离还击。
日军没有给乔部留下多少调整时间。炮击之后，步兵向外围堡寨推进，坦克也被用来冲击堡门。小石口首先承受压力，几处防线陆续被切断。乔部有人战死，有人放下武器，还有人趁乱向村外逃散。
到了18日傍晚，新堡逐渐成为最后的抵抗点。乔日成明白，再守下去很可能全军覆没。他没有打算与堡寨共存亡，而是安排残部寻找突围路线。19日凌晨，他带着十余名警卫，从新堡西北方向的出水口逃了出去。
日军发现乔日成已经脱身后，用坦克撞开堡门。此时堡内还有大量居民、外地客商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乔部人员。战斗基本结束了，杀戮却没有结束。日军开始逐户搜查，抢走财物，焚烧房屋，并将怒火发泄到没有撤离的百姓身上。
下社本村有一百五十余名群众遇害，外村客商、乔部俘虏等也出现大量伤亡，八百五十余间房屋被烧。小石口同样遭到屠杀。日军撤退时，还用车辆运走银元、布匹等财物，原本热闹的堡寨只剩下断墙和废墟。
躲进山野的村民从2月20日起陆续返回。他们在街道、院子、井里和堡墙附近寻找亲人。前堡南园的一口井中，后来捞出二十七具遗体；堡墙北侧也发现许多遇难者。乔日成保住了性命，普通百姓却承担了最惨重的后果。
消息送到晋察冀军区后，摆在聂荣臻面前的是一道现实难题。乔部过去破坏过抗日活动，当然不能因为这场战斗就抹去旧账；可眼下乔部正在牵制日军，如果完全袖手旁观，反而会让侵略军迅速腾出兵力进攻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方面因此从抗日大局考虑，设法向乔部接济弹药。这个决定不是承认乔日成的立场，更不是要把他包装成抗日英雄，而是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只要日军被拖住，抗日根据地就能少承受一部分军事压力。
乔日成突围后并未加入八路军，仍旧在多股势力之间游移。日本投降后，他带着旧部进入应县城，继续经营个人武装并加固城防。1946年7月下旬，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旅等部进攻应县守军，乔日成在作战中中弹，随后死亡。
在我看来，评价乔日成，关键不能只截取1941年的一天。他与日军交战，确实牵制了侵略军，这个客观结果不必回避；但他的行动始终围绕枪支、地盘和个人势力，并没有形成稳定的抗日立场。聂荣臻选择接济弹药，体现的是顾全抗日全局的策略，并非对乔日成过往行为的认可。真正需要记住的，不是一个土匪头目偶然与日军反目，而是下社百姓在侵略军屠刀下付出的生命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