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0月12日，他在自己单位办公室的《求是》杂志封面上写下共产主义必将胜利，随后跳楼结束生命，用自身的死亡来警示和唤醒那些背离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人。

信源：解万英教授用圆珠笔写下“共产主义必定胜利”八个字(综合) ．东方新陆-民族复兴网

十四大开幕那晚，北大第四教学楼五楼有扇窗户一直开着，风把一本《求是》杂志吹得哗哗响，封面空白处有八个圆珠笔字，共产主义必将胜利。

写字的人叫解万英，53岁，北大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兼行政党支部书记，副研究馆员。

1992年10月12日深夜他从那扇窗跳下去，大衣和半导体收音机还留在椅子上，收音机里半天前刚播完十四大开幕的消息。

解万英是陕西黄土高原上考出来的农村娃，1949年后进的北大经济系，1966年毕业留校。

那个年代能从中小学一路读到燕园的人不多，他身上有股陕北过来的轴劲，质朴，耿直，不绕弯。

留校后他没去当风光的教学岗，扎进资料室，管党刊党报，管马恩列斯和《人民日报》《求是》的理论版面。

别人觉得资料室清闲，他干得认真，每一期新刊到了先自己读一遍，再用红蓝铅笔在目录上标重点。

他信的计划经济不是书本名词，是这辈子吃饭穿衣都靠供给指标的真实记忆。

1992年之前几年，国内思想界吵得厉害，姓社姓资的帽子满天飞。

1992年初南方谈话把窗户纸捅破，市场不再是禁区。

解万英听得懂收音机里的每一个词，也看得懂《人民日报》的措辞变化，但他转不过弯。

他跟同教研室的年轻人闲聊时提过，市场这东西一旦放开，资本逻辑就会钻进社会主义骨头缝里。

年轻人笑他太轴，说老百姓排队买带鱼的日子总得结束吧。

他没接话，回去把《资本论》第一卷又翻了一遍，在扉页写，计划不是教条，是公平的底。

10月12日白天，人民大会堂里十四大开幕，报告白纸黑字写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那天解万英没课，没会，一个人在四教五楼找了间空教室，带了大衣和收音机，把新到的《求是》摊在桌上。

收音机音量拧得很低，他听一段关一段，拿起圆珠笔在封面空白写八个字，笔划没抖，没涂改。

写完了把笔盖好，大衣搭椅背，收音机放角落，推开窗。

北大夜里路灯黄蒙蒙的，他跳下去的时候，楼下石子地还没凉透。

公安勘察现场，排除他杀，无搏斗痕迹，高坠致死。

椅面有鞋印，大衣没穿，说明他跳之前把身上多余的东西都卸了，只留那本杂志摊着，像给时代留一份签字。

第二天清晨保洁阿姨推自行车路过，先看见人，后看见五楼开着的窗，再上去一看，杂志还在，字还在。

学院里震动很大。

刘伟后来写回忆，说解老师不能算老先生的辈分，留校时也就比学生大十几岁。

当支部书记，管资料室，农村考出来的娃对北大有种把命系上去的珍惜。

学生们私下嘀咕，这年头肯为信仰跳楼的人太少，送葬那天有人默默跟到墓地。

也有人摇头，说时代都跑起来了，他还盯着1956年的课本不肯抬头。

解万英不是不懂生活的人。

资料室工资不高，他穿蓝布褂，骑二八大杠，中午自带铝饭盒，里头常是馒头咸菜。

他家教严，儿子写作文写父亲，说爸不骂人，就是把《求是》翻烂了让我们看。

他信里的家国之念不喊口号，落在给陕西老家的信里，说北京天冷了，但心里那团火不能灭。

这种人跳楼，不是穷疯了，不是生病糊涂了，是脑子里那套用了30年的坐标系，一夜之间被官方文件抽走了底座。

十四大之后市场经济真刀真枪铺开，价格闯关、民企冒头、特区扩容、下岗再就业接踵而来。

30多年后回头看，中国没垮，脱贫了几亿人，高铁修到高原，资本和计划的关系被实践重新揉了一遍。

解万英当年怕的事一部分没发生，一部分以另一种样子发生了。

他要是能活到2017年，看见十九大报告里写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估计还是会皱眉，但未必还会跳。

时代给的答案，比他那八个字长得多。

我觉得解万英的死不是顽固的笑话，是一个把信仰活成骨架的人，被时代换图纸时发出的脆响。

他错在把手段当目的，以为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背叛。

可他干净，不捞钱不结派不甩锅，跳之前没拉任何人垫背，只把字留给杂志封面。

今天我们讲这个故事，不是要学他赴死，是要记住转型年里那些被齿轮碾过的老实人。

他们较真过，疼过，也替所有人问过一句，变了之后，还是不是当初说的那个主义。

在我看来，信仰最贵的地方不是撞墙，是墙倒了还能站着把事做完，解万英没走到这一步，但那八个字，配得上被历史轻轻放下，不嘲讽，不神化。